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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看来历史真是不能改变的。”单于垂头丧气的走了出去，他知道自己这个方案实际上执行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要说服孙中山理由也太勉强了。单于毕竟不可能告诉孙中山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友好是因为日本现在忙着国内的裁军、制宪，而且当政的是温和的政友会集团，而一旦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必然会走上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
单于从孙中山房间走出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孙科，单于礼貌的像孙科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父亲，您是不是批评单于了？我看见他垂头丧气的，不过说实话，单于这个人夸夸其谈，您是应该批评。”孙科对引起自己父亲非常高重视以及给予了很多关心的单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胡说，像单于这样的人才不是夸夸其谈呢，反而你才是夸夸其谈的人！”孙中山可没有给自己的儿子留什么脸面。
看着自己儿子一脸的不忿，孙中山从心底里叹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这个儿子想要继承自己的事业是不可能啦。可惜单于太年轻了。”
当天晚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单于都没有睡好。
过了两天孙中山就明白了那天张作霖来的目的了，因为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天津以欢迎孙中山为名，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并且叶、许二人还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
当时引得孙中山大怒，厉声质问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我北上还有什么意义？！段芝泉（段其瑞的字）想让我走很容易，说一声就行了！何必出卖国家利益呢？！”
虽然叶、许二人一再向孙中山辩解，但是孙中山根本不愿意再搭理他们，最后二人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而后孙中山就把单于找来，详细的向单于分析了那天张作霖来的目的。
单于这才恍然大悟，惭愧的向孙中山说道“先生看来我的确太年轻了，原来张作霖这老狐狸根本不是我所说的那些目的，他本来就只打算用拜会您来逼迫段祺瑞尽快签署这个狗屁善后会议条例。”
单于这可不是说的假话，他来到这个时代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戏弄了，这也让单于深深的警惕：看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知道历史不等于拥有才华。
“文革，要说段芝泉这样做，大概是以为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国，所以才希望能得到列强对他的支持，然后他再在中国大展拳脚。难道他不想中国富强吗？可是他的方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希望你能以他为戒，不要以为中国只有你才能挽救，要有天下为公的思想啊。”孙中山不但为单于分析了当天他的看法的错误是那些，更借着段其瑞这件事教育单于，希望单于明白有些事就算是好心也是不能做的。
看见单于羞愧的模样，孙中山又安慰单于道“文革，这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实际上在你这个年纪有如此看法已经很了不起了，要知道我40来岁的时候还被袁世凯给欺骗呢。只要你能从中吸取教训，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看着孙中山对自己温言勉励的样子，单于差点忍不住把自己的来历直言相告了。
在走出孙中山房间的时候，单于心里泛起一阵阵酸楚，是啊，谁能想到孙中山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寿命了？
而独自背负这个秘密的单于第一次觉得原来提前预知未来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不过虽然孙中山在和单于的交谈中显得很平静，但是实际上孙中山对段其瑞这样出卖国家利益是相当震怒的，这也使他的肝病加剧。孙中山因为直系军阀还在兴风作浪，不愿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以改变直系倒台后的“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北京前门车站10余万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欢迎会，表达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爱戴之忱。孙中山因病情沉重，无法直接向群众讲演，只好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
而对于单于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除了亲眼目睹孙中山先生为国家最后的努力外，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个倩影也在提醒他，他终于来到了她曾经待过的城市。不过按照单于所熟悉的历史，她已经去美国留学了。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站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看着北京群众迎接孙中山先生的队伍，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单于脑海里居然想起了徐志摩的两句诗和在他原来那个时代为止无数次倾倒的身影。
单于自己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入京前自己还满脑子的为国为民，为孙先生的即将去世而悲痛，可是怎么一到北京第一个想起的就是她啊？
不得不说，人的思想还真是奇怪啊。
本回完
第三卷 水溢瓶口各自流 第十回 终日奔波苦 幸得半日闲
北京的冬天显得很肃杀，树木简练得只剩下枝干，绝不拖泥带水地隐藏些许的叶片和绿意。整个北京的冬天像一幅鲁迅小说里的木刻插图，冷峻而凝炼。
在这个时候行走于户外实在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可是身为南方人的单于却不得穿梭于北京各处；没有办法，谁让单于是孙中山一行人里目标最小的一个呢，他只好负担起孙中山与北京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络工作。
事实上除了天气让单于不满以外，比起他那个时代的北京，这个时期的北京在单于看来少了几分政治气息，却多了几分学术氛围。比起广州青春躁动的革命气息，单于更喜欢北京所散发出来那浓浓的人文气息。
唯一让他略感遗憾的是林徽因一如自己所熟知的那样，在去年6月赴美国留学了；他本来还奢望因为自己来到这个时空而能让历史有所改变，能让自己有幸见到林徽因这位民国时期最让他神往的女性，可惜蝴蝶的翅膀并没有能扇动起来。
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过，让坐在汽车上的单于清醒了几分，单于狠狠的摇了摇头，努力想把林徽因的身影从脑海里赶走，因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来说现在最奢侈的事情恐怕就是爱情了。
原来就在孙中山一行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收到了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
不过说起来民国政治人物喜欢搞通电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哪怕是近在眼前，这些政治人物宁愿给对方发一通电报，也不愿意亲自与对方会面。好像不如此不能显示自己对对方以及此事的重视。
段祺瑞在电文中说：“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监察。现拟于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
虽然段祺瑞在电报里一口一个“我公”的称呼孙中山，可是孙中山还是一眼就看穿了段祺瑞玩的花招，可是很多国民党右派却非常欣赏段祺瑞这份通电，极力希望孙中山同意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苦口婆心的对那些劝说他参加善后会议的人说道“你们难道看不出段芝泉玩的什么花招吗？他实际上是想用这个会议来讨好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讨好西方列强；再通过这些人的帮助让自己坐稳他执政的位置，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筹安会’而已。他是想在这个御用会议基础上再产生出一个更大的御用会议；以此来拥戴自己做他的执政！”
孙中山这番话让单于可谓眼界大开，深以为然；可是邹鲁、谢持、林森这些国民党右派却依然认为即使是这样也比和GCD搞在一起要好的，仍然孙中山能参加这次善后会议。
此时的孙中山既要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军阀政客们周旋，又要不断的说服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让孙中山的肝病急剧恶化，肝区的剧烈疼痛；使他移动一下身子都极为困难。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硬支撑着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一字一句地拟定出致段祺瑞的电报。这就是1月17日发表的《为反对包办善后会议事致段祺瑞电》。电文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
孙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与以前‘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因此；开这种会议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坚定明确地主张召开以人民为主体的国民会议，并且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GCD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0日发表的《中国GCD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积极地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向中国人民说，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段氏所要召集的‘善后会议‘，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人民真正的机关，应当要求在善后会议中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
这些要求当然是段祺瑞所不能接受的，他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GCD的提议。
当得知段祺瑞拒绝了国民代表参加善后会议的消息时，孙中山立即决定在善后会议召开的同时国民党与GCD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以此表明国民党决不妥协的态度。
同时孙中山先生还决定尽量争取冯玉祥，为日后北伐做准备；为了避免被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监视，孙中山不得不指派一行人中目标最小的单于奔走联络。而单于也是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虽然说只是以一个小小的联络员的身份。
这些天单于也着实见了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李大钊、胡适。李大钊和单于在历史书中了解的差不多，浓眉大眼，留着他标志性的八字胡，为人也很谦和，不愧是大学教授。
而胡适对于参加国民大会兴趣不大，他甚至认为国民大会与善后会议不过是中国两股政治势力互不妥协的结果。
单于为了说服胡适可是费劲心力，结果胡适给单于来了一句“年轻人，我劝你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事吧。你口才不错，懂的也蛮多的，不过我主意已定，不要再说了，帮给孙文带句话，就说抱歉了。”
单于对于这样的结果并不感到太奇怪，毕竟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反而对胡适夸奖自己的那几句感到很是得意。
就这样单于就在这些名人之间来回穿梭，不过今天单于并不是到那位名人家去，而是为孙中山请大夫，因为孙中山先生这些天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结果有人向孙中山推荐了一位才回国的留英医学博士对于治疗肝病很有一套，于是单于奉命去请这位肝病专家为孙中山先生看病。
不一会儿，汽车就停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