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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周佛海躺在汉口“仁爱”医院里，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暗自发呆。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了老婆、情人外，他还经常光顾妓院，久而久之便染上了花柳病。仁爱医院是日本人所办，听说治疗性病有独到的功夫，周佛海便找到这里来了。正当周佛海躺在床上发呆之时，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显然他是走错了病房。中年人说了声：“对不起。”正要退去之时，忽然停住了脚步：“这位不是周先生吗！”
“哦，你是柳树高！”周佛海也认出了中年人。
眼前这位叫柳树高的中年人，是周佛海在逛妓院时认识的，他在武汉国民政府后勤处当科长，因与周佛海有相同的嗜好，两人颇谈得来。
“怎么你也进来了？”正在无聊之中的周佛海碰到熟人，显得很高兴。
“老毛病又犯了。”柳树高苦笑着摇了摇头。此时，他像想起了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将病房门轻轻关上，上前小声对周佛海说：“周先生，听说蒋校长在到处找你呢。”“是吗？”周佛海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骗你呢！”柳树高指天发誓。
“好，谢谢你！”周佛海也顾不上与柳树高谈天了，翻身起床，穿上呢大衣，冒着风雪出了医院。
周佛海虽说刚过30岁，可有着不凡的经历。1897年他出生于湖南沅陵，早年留学日本，曾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1924年初，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这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当部长的戴季陶写信给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周佛海，约他回国一起工作。正在为毕业找工作而发愁的周佛海，接到信后，大喜过望，带着妻儿，马上来到了广东。
戴季陶见到周佛海后很高兴，他拉着周佛海的手说：“革命正需要你这样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你就好好地干吧！”戴季陶马上把他安排到宣传部当秘书，主管宣传部日常工作，每月薪水为200元大洋。这么高的薪金，是周佛海没有料到的。没过多久，周佛海又当上了广东大学经济系的兼职教授，月薪240元大洋。第一个月拿到薪水时，他带着老婆孩子，到广州最有名的粤秀大酒楼，品尝粤菜风味。美酒佳肴，丝竹阵阵，周佛海沉醉在无比快乐之中。
周佛海从一名穷学生，一下子成为国民党的官员、教授，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按照当时规定，凡是在社会上兼职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把其中一部分薪水拿来交党费，用于解决党开展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周佛海怕老婆是有名的，每次拿到薪水后，他都要如数上交给老婆杨淑慧。有一次，周佛海找老婆要钱交党费，杨淑慧不愿意给，说：“你这钱挣来也不容易，还要拿这么多交什么党费，你在共产党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眼下国共合作，你还不如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周佛海也是个很小气的人，要把口袋里白花花的大洋拿出来交党费，也的确舍不得，在老婆的劝说下，他便萌生了退党的念头。周佛海开始拒绝参加党的活动，还常常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1924年9月的一天深夜，时任中共广州区执委主要领导的周恩来，敲开了周佛海家的门。一进门，周恩来便语重心长地说：“佛海啊，你在日本呆的时间比较长，现在刚刚回国，对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得不是很清，不要轻信一些人的花言巧语，更不要被金钱迷住了心窍。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让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千万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迷住了双眼。党对你还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面对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导，周佛海无动于衷，他自知理亏，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送走周恩来后，周佛海打开台灯，给广州执委写信，表明自己要脱离共产党。
中共中央知道周佛海已无可救药，便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周佛海脱党后，很快投入到了国民党的怀抱。
1926年9月，北伐大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周佛海怀揣戴季陶写给蒋介石的推荐信，来到汉口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找蒋介石。恰好那天蒋介石外出，失望之余的周佛海便把信给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请他代为转蒋。
蒋介石回来后，看到了戴季陶的推荐信，便任命周佛海为总司令部行营秘书。
后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蒋介石兼校长，因不在武汉，便由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周佛海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从此，周佛海便开始在国民党内走红。这天，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视察，处理完公务，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上次没有见到面的周佛海。于是，传下命令，要找周佛海谈话。
武汉分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命令，四处寻找周佛海，当时只知道他身体不适，在医院治疗，但又不知道是在哪所医院。正在着急之时，周佛海披着一身雪花出现在办公室。学校马上备车，周佛海换了军服，前往司令部求见蒋介石。
蒋介石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听说周佛海来了，放下手中的毛笔，要他在沙发上就座。
“佛海呀，戴先生给我的信我已看了。你什么时候从日本回来的，生活上还习惯吧？”蒋介石与周佛海拉起了家常。“报告校长，我回来已两年多了，工作、生活都很好。”
“听说武汉军校的学员被赤化，最近出了不少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蒋介石放慢了说话的语气。
“是的，军校大多数学员被共产党所掌握，跟着共产党跑，这样下去我以为是很危险的。”
“被共产党赤化的学员有多少？”
“从广州黄埔军校过来的工兵队和炮兵队学员被共产党赤化的不多，主要是武汉新招的步兵队2000多学员，大约三分之二是共党分子。”
“什么，有这么多吗？”蒋介石站了起来，面带怒色。
“邓演达代校长对学生中的共产党活动采取纵容态度，所以加入共党的人越来越多。”周佛海如实汇报了武汉分校教官和学生的在校情况。
这次谈话将近两个小时，临走之时，蒋介石交待周佛海说：“你要继续观察军校内学生的情况，一有异常，要马上向我直接报告。”
“是。”周佛海一个立正。
从蒋介石那儿出来，周佛海非常高兴，从与蒋的谈话中，他知道蒋介石对他已非常信任。转眼到了1927年春。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上海街头腥风血雨，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迫害。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分庭抗礼。此时，在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的职务。
周佛海对汪精卫的这一做法表示不满，他向武汉分校提出辞呈，辞去了秘书长与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当时，武汉的革命气氛高涨，周佛海知道武汉已不是久留之地，便准备出逃上海，追随蒋介石而去。
周佛海的岳父有一个朋友在太古洋行当职员，周托他帮忙买了3张18日到上海的船票。
17日下午，乘着夜色，周佛海带着一家老小上了“汉申”号轮船。第二天天刚亮，一声汽笛长鸣，轮船启航了。周佛海站在甲板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投奔蒋先生去了。
三号汉奸—周佛海险些丧命
投奔蒋介石，上海险些命丧特务之手。周佛海到南京后，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大肆攻击汪精卫，大骂汪精卫不是个东西。汪精卫冷笑道：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
“汉申”号顺江而下，一路无事。
周佛海买的是头等舱，妻子、岳父，还有两个孩子，一家5口共住一室。周佛海平时工作忙，难得如此悠闲与家人欢聚。他带着孩子到甲板上观赏风景，给他们讲解沿途的历史故事。正是阳春三月，长江沿岸花红柳绿，风光秀美，周佛海与老婆孩子在船上过了几天开心的日子。
第三天上午，船过镇江，船上负责照料周佛海的服务生匆匆进来，说：“周先生，刚才从镇江码头上来4个人，说是要找您，等您到了上海后要把您抓起来。”周佛海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分析：这几个人不会是武汉方面派来的，要不然他们不敢在上海动手抓人。如果是南京方面派来的人，那倒不要紧，我这次就是投奔蒋先生而去的，一切到蒋先生那里都可以说清楚。转而他又想，上海现在乱糟糟的，万一与蒋先生联系不上，坐几天班房、受一点皮肉之苦倒没有什么，要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作武汉方面派来的间谍，拉去枪毙了，岂不成了枪下冤魂？
周佛海随即与妻子商量，到上海后，自己先上岸找电话，想法与南京张治中联系，告诉他此行的目的，避免上海因误会遭逮捕。随后，妻子带着孩子和行李再上岸。
晚上8点多钟，“汉申”号一声长鸣，靠上了上海码头。按照计划，周佛海与岳父杨自容先上岸。杨自容把周佛海送上出租车，见码头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才返回船上搬运行李。哪知周佛海的汽车刚开出没多远，便被一群法租界的巡捕拦住。他们把周佛海拉下车，戴上手铐，把他送到了巡捕房。周佛海被捕的时候，恰好昔日留日同学陆勇财路过此地，情急之中，周佛海用日语告诉陆勇财，请他赶快告诉还在“汉申”号上的老婆杨淑慧，要她设法营救。
周佛海在巡捕房关了5天，后被引渡到丰林桥特务处。
丰林桥特务处是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就被枪毙了。几乎天天都有人从这里被拉出去“审讯”，他们出去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周佛海关在丰林桥，又度过了惊心动魄的10天。只要监房里提审犯人，他就心惊胆战，吓得要死，生怕把自己拉出去枪毙。再说杨淑慧接到陆勇财的报信后，知道周佛海被抓。她把孩子和父亲安排到一家旅馆住下，便四处奔走，设法找到了张治中、戴季陶等人。张治中打听到了周佛海关押的地点，还亲自到牢房看望周佛海，安慰他说正在为他办理出狱手续。
丰林特务处处长叫杨虎，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在他眼里，周佛海就是武汉政府派来负有秘密使命的间谍，是共产党重要嫌疑犯，这么重要的人物，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人说情都不能释放。为此，张治中还与他大吵了一通。
周佛海被逮捕的事逐级上报到蒋介石那里。蒋拿起特务处送来的材料，只看了一眼标题，就在旁边写了几个字：“与周面谈一次，蒋。”
就这几个字，救了周佛海的命。
周佛海吃了14天的牢狱之苦，终于被放了出来。一出监狱，周佛海便来到南京，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周佛海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不在南京上岸，而跑到上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