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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进行着。可是，12月8日，也就是汪精卫准备飞昆明的头一天，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并约汪精卫第二天谈话。汪精卫不知老蒋的底，不敢贸然行事，出逃的计划便流产了。
好在老蒋并没有发现汪精卫的企图，他找汪只是另外几件事情需要与他商量处理。
这一拖就是好几天。因为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日本方面拟发表的近卫声明也向后一再推迟。时间一长，日本方面怀疑起汪精卫投降的诚意。
蒋介石在重庆，汪精卫便不敢轻举妄动。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急得团团转，一直在寻找出逃机会。
十天后，机会终于来了。这天，蒋介石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一个会议。临走之前，蒋介石交待，重庆方面的工作，由汪精卫全面负责。
老蒋一走，汪精卫就急忙活动起来。他们弄到了当天飞昆明的机票，然后决定分两批去机场，由陈璧君带人先走，到机场后观察动静，汪精卫随后就到。
汪精卫这次出逃，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连他的侄儿、陈璧君的胞妹，还有汪的老部下、老朋友陈树人、彭学沛等人都没有告诉。临行之前，陈璧君颇有感触地对汪说：“我们就这样走了，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一声？这么大的事，这些亲属和朋友，连招呼也不打，怕不太好。将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恐怕会受牵连。告诉他们，也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至于以后责怪我们。”
汪精卫长叹一声：“绝对保密，任何人都不能告诉。蒋是奸雄，在政治上有他的一套。我们走后，他还会用他们，怀柔他们，以孤立我。如果现在通知他们，才会是害了他们，蒋会以知而不报的罪名，将他们抓起来。”
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被汪精卫言中。他投敌后，蒋知道汪精卫的出走，与他的部下无关，于是反倒安抚起他们来：“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并没有加害他们。
再说这天上午9时许，陈璧君带着女婿何文杰、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乘车来到了位于长江北岸的珊瑚坝机场。
这天，是个难得的好晴日。晨雾散去，和煦的阳光洒满大地，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陈璧君的心情既高兴，又紧张。下车后，她在候机室意外遇到了空军司令周至柔。
周至柔看见陈璧君，马上走了过来：“陈委员，您今天怎么来了，是去昆明吗？”
“周司令，您也是去昆明吗？”陈璧君与周含含糊糊打过招呼，她不想过早将汪精卫也准备同机到昆明的事告诉他。陈璧君在候机室，与周至柔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天来。飞机起飞的时间就要到了，汪精卫还没有来。陈璧君不时地看表。她把秘书曾仲鸣叫到一边嘱咐说：“等一会儿，如果汪先生还没有来，可向机场说明，令飞机延缓起飞。”
就在陈璧君焦灼不安之时，一辆灰色小汽车疾驶而来。汽车停在候机室门前，车门打开，汪精卫走了出来。
周至柔见汪精卫来了，连忙上前敬礼。汪精卫看见周至柔，不由得愣了一下，脸色显得极不自然。当周告诉汪，他也是有事要到昆明去时，汪的脸色才稍稍好了一点。
这是一架小飞机，机上30多个座位还没有坐满。汪精卫在靠近窗口的座位上坐好，一言不发，一直到飞机起飞后，汪紧张的情绪才有所放松。
天气格外好，天空湛蓝，万里无云，飞机像一只小鸟，在蓝天里翱翔。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至柔忽然起身，向汪精卫报告，他将为汪亲自驾驶一会儿飞机，说完，便走进驾驶舱，接过飞行员手中的操纵杆，开起飞机来。
这一突然情况，使刚刚松弛下来的汪精卫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蒋介石对他们的行动已经发觉，让周至柔将飞机开回去？一会儿，曾仲鸣给汪精卫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如果飞机转弯往回开，由卫士桂连轩将周击毙，我来对付周的卫士。”好在周至柔驾驶了一会儿，过足了开飞机的瘾，回到了客舱。汪精卫这才如释重负，捋了捋头发，靠在座椅上，假寐起来。下午1点钟左右，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昆明机场。
汪精卫一下飞机，以飞机颠簸厉害，脉搏时有间歇，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会见任何人。他与龙云在房间里，作了三个多小时的密谈，把他的叛逃计划，一五一十和盘告诉了龙云。龙云听后，思考良久，没有做声。
汪精卫见状便说：“我现在将我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给蒋先生，将我扣起来。”
龙云笑着说：“汪先生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同意您的计划，我只是在想一旦中日和谈成功，以您为首的中央政府将设在哪里？”其实，此时的龙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与汪精卫的私人关系的确不错，但这么大的事情不报告蒋介石是不妥的。他一面与汪谈着话，一面想着如何处理此事。
汪精卫回答道：“和谈实现了，我拥护蒋先生继续主政，中央政府设在哪里，由他决定。要是日本方面不同意，那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依愚见，政府不能设在日占领区，那样，老百姓会骂我是汉奸政府；也不能设在河内，我不愿意当流亡政府的首脑。”
说到这里，汪精卫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旦和谈实现了，我想日本人是会把南京还给我们的。那时，我仍将南京作为首都。”龙云说：“日本人两年时间撤军，时间太长，恐其有变，最好改为一年时间。”
汪精卫认为龙云说得有道理：“您的意见很好，我将来可再进行交涉。”末了，汪精卫对龙云说：“我明天就要飞河内，请您帮我订一架飞机。”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以及陈璧君的弟弟、侄儿等十多人，从昆明秘密逃往河内。
头号汉奸—汪精卫两套方案
汪精卫叛逃河内，蒋介石大骂戴笠失职。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2月21日，阴雨。蒋介石办公室。
时令已进入隆冬，虽然重庆的气候比南京要暖和一些，但阴冷潮湿。自国民政府1937年11月迁都以来，这是蒋介石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他显然不太适应重庆的冬季，天晴出太阳还好，只要天阴下雨，他浑身就不舒服。腰痛，腿发麻，坐的时间稍长，人就受不了，他不得不离开办公椅，走动几步，活动一下筋骨，然后再伏案工作。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他眉头紧皱，两只手不时轻轻捶着腰部，还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忽然，侍从进来报告：“委座，戴先生有急事求见您。”
一般情况下，戴笠要晋见蒋介石，总是先打来电话到侍从室，经侍从室报告蒋介石同意，再约定时间。今天戴却没有电话预约，直接求见，显然是有紧急的事情。蒋介石让他马上进来。不一会儿，戴笠匆匆走了进来：“报告委员长，刚才接到情报，汪精卫已逃往河内，有可能投敌。”说完，将情报递给蒋介石，自己满头大汗立在一旁。军统在昆明设有特务站，特务活动十分活跃，汪精卫从眼皮底下出逃，军统事先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这对戴笠来说，是有责任的。
蒋介石看完情报，十分震惊恼怒。他责问戴笠：“汪精卫出逃，军统怎么一无所知？”
戴笠低着头，面红耳赤：“学生失职，请求处分。”“汪兆铭去河内的飞机是谁弄的？”“是云南省政府在航空公司包租的。”
“汪在昆明去了哪些地方，他去河内的种种迹象，难道你们完全不知道吗？”
“汪先生到昆明后，称身体不适，哪儿也没去。据说他与龙云密谈了几个小时，汪去河内的包机，也是龙云下令省政府出面包租的。”
汪精卫出走，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知道，这事光指责戴笠是没用的。他转而大骂起汪精卫来：“汪兆铭，我哪点对不起你，你处处与我对着干。你跑到河内去干什么，还不是想另立中央。你想当委员长，我让你干就是。” 骂着骂着，老蒋的火气慢慢消了。他叫过站在旁边一动也不敢动的戴笠，命令道：“一定要密切注视汪在河内的动向，要不择手段地设法制止汪在河内的行动。关于汪精卫出逃河内的事情，要注意严格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随后，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提出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一唱一和，随即写下了洋洋数千言响应近卫声明的题为《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的所谓“艳电”。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极力吹捧日本侵略者，鼓吹“和平”与“善邻友好”，表示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联手对付中国共产党，暴露出赤裸裸的汉奸嘴脸。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这封“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在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开展讨汪运动。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也有不少人认为，汪精卫出逃，是蒋汪联手导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其实质，都是与日本人套近乎拉关系，只不过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为此，老蒋的嘴都气歪了：“娘希匹，汪精卫当汉奸，我跟着背黑锅。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呢？
蒋介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好计策：我要先给汪精卫以严厉警告，然后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体面下来。如果汪精卫能够这样，那就再好不过。要是他一意孤行，那就莫怪我不客气。想到这里，老蒋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他已准备了对付汪精卫的两套方案。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的本兼各职。就在国民党开除汪精卫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2月15日，谷正鼎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河内。这次，他带去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五十万元巨款。谷正鼎是国民党中常委，属原改组派的老人，与汪精卫的关系不错。他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中央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要赴欧洲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钱，钱花完了，以后可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等地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