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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强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强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
从沉重到轻松，军事文学枪管上的锁链好像是松开了，但要彻底解下或者砸碎锁链，我并不乐观。即使在《中国近卫军》里，也有作家两难的写照。贺东航和甘冲英无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两种不同性格、不同人物命运的代表。贺东航是军人世家，甘冲英则是农民子弟，这种在以往的军事文学中司空见惯的矛盾组合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对立统一，最终殊途同归——各自达到他们的人生目标。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正是身披枷锁的军事文学的特征之一。职业化军事变革中，官兵的去留，职务的升迁必须遵循优胜劣汰原则，长期禁锢着军队发展的各种弊端，特别是父父子子、任人惟亲这个毒瘤，必须从军队里剔除出去——当然，这并不是说干部子女和农民子弟谁优谁劣，谁是谁非，恰恰相反，方南江笔下的世家子弟和农家子女矛盾又统一的“和平共处”，于其说是小说主旨的需要，不如说是小说家对钢铁锁链的某种妥协。
文／侯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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