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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克霍列夫坠入了爱河。
她毕业后的一个月，他们结婚了。
蜜月里，他们在敖德萨海滨的一个宽敞的圆木结构的别墅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每天早晨，他们在温暖的黑海海水里畅游着，然后奔回别墅里，缠绵、欢娱在一起。晚上，他为她朗读着他作的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他是多么地爱她，告诉她在校园里他第一眼看见她时就爱上她了。当他看见她眼角里含着热泪时，怜爱地把她拉近身旁，紧紧地拥抱住她。
一年以后，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安娜感到她的生活已经是完美无缺了。那是一个女儿，他们叫她莎夏。他们在列宁大街附近分配到了一个小单元。在那里，她和伊凡常常抱着他们的小宝贝到附近的高尔基公园去散步。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小家庭三个人第一次一起散步的情景，她和伊凡，还有小莎夏。当伊凡把他们的女儿抱在手臂中时，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得意的神情。在露天音乐台，一个摆摄影摊的人给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像，花了五十戈比。照片里，她和伊凡微笑着，莎夏戴着一顶绒线帽，裹着一条白毯子，她的小脸蛋胖嘟嘟的，面色红润而健康，她的小嘴撅起，那模样一看就知道是馋嘴要喝牛奶。她把这张照片镶在银制的照相架里，放在壁炉架上，每天都要看上一眼，好象是在提醒自己她的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是真实的。
但是在这第一次充满欢乐的温馨夏季里，她怎么也没想到苦难将要降临。
一个星期天的凌晨，他们的房间乒乒乓乓地传来一阵砸门声。三个男人破门而入，将伊凡拖进等在外面的小汽车里，他被指控在一家反动异端的杂志上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诗，根据这个罪名，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诺利尔斯克的一个垦荒劳改营，服刑二十五年。
安娜·克霍列夫从此再也没看见她的丈夫。
一个星期以后，那几个秘密警察部门的人又回来了。
当他们又动手带走她的孩子时，她绝望地哭喊着、尖叫着，发疯似地又踢又打，几乎要杀了那些人，但是却无济于事，她自己被生拉硬拖地架进等候着的小汽车里，送到来福托福监狱。
由于她跟伊凡·克霍列夫的关系，她被判二十年监禁，在尼库奇卡劳改营里服刑。她的孩子被带走送到一个国家孤儿院里，在那里，她会被培养成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安娜再也没能看上女儿一眼，她的家长权利已经被国家机关剥夺了。
她被直接押送到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关进一节棚车里，里面还有其他数十个罪犯。列车呼啸着朝北开了五百多哩，当火车最后停在一条支线上之后，她和其他罪犯又被驱上卡车再朝西行驶，一直开到一个荒野深处的劳改营。
那天晚上暴风雪肆虐狂啸着，寒风象数千把剃刀猛刮着她的脸。她被关在一间四周墙壁透风、肮脏不堪的小木屋里。和她关在一起的是另外五个特别罪犯，两个瞎了眼睛，其他的则是患上梅毒的妓女。劳改营里其他的囚犯都是酗酒犯和政治犯，注定要在这个冰天雪地、靠近北极圈的荒原里度过余生。在苏联，有几百个散布在各地的劳改营，有几百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矿山、采石场和日夜轮班的工厂里干着苦工，他们毫无酬劳地从黎明一直干到黄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干到营养不良、严寒、疾病甚至自杀夺去他们的生命为止。他们死了后，一台掘进机会在冻土上凿出一个大坑，他们的尸体就会被推土机推入那个万人大墓场，最后再推土压平。不会竖墓碑，也不会做其他任何标记示以他们曾存在过。
在被囚监的第二个月，安娜·克霍列夫就感到她再也呆不下去了。
她不得与外界通信，除了官方给她的信函通知，不得有人探访。她要从天亮一直做工做到天黑；在头一个星期里，绝望和孤独几乎要了她的性命。做工时，她的动作稍有松缓，立即会遭到劳改营看守粗暴的斥骂和殴打。每日每夜，她都陷于一片痛苦之中。
莎夏的脸时时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想她都要想得发疯了。在第六个月，她收到了在莫斯科的劳改营资料中心的一封信。来信通知她，她的丈夫伊凡·克霍列夫因为自然原因已经死亡，并已被埋葬在诺利尔斯克，他的私人物品全部被国家充公，并且不得再因此事有进一步的信函询问。
那天晚上，在四壁透风的小木屋里，她蜷身缩在角落里放声痛恸，直哭得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一个星期里，她动也不动她的那份黑面包和卷心菜汤的分配食物，由此她得了严重营养不良症。做工时，她终因不支而倒下了。她被送到一间四壁漏风的小木屋，那里算是劳改营的医院。那个一星期来一次、吊儿郎当、整日灌得醉醺醺的医生马马虎虎地给她检查了一下；等她还是拒不进食时，她被叫到劳改营负责人面前训话。
负责人例行公事地给她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但是从那个人的语气里，她听得出他才不在乎她是死还是活。
当另一间房的电话铃响起时，那人跑出去接电话。安娜·克霍列夫睹到墙上有一张地图，突然间她的心不由得一动，那张地图上的一些东西吸引住了她，上面有地形、公路、边境线的标号，还有一面面红色的、蓝色的小旗，那是表示军事基地和劳改营的位置。她移近了些，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地图，足足有5分钟，把所有的细节都烙进脑子里。
当负责人最后把她打发走了后，她回到她的棚屋里，从铁炉里找到一块黑炭，把她所能想得起来的地图上的内容都画在那张她收到的伊凡死亡通知书的背面，所有她能回忆起的细节，每一条路和河流，还有那些小红旗和小蓝旗。
这天晚上，她开始吃下她八天来的第一份食物。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她彻底想通了，她知道此生她是不可能再看见她的孩子了，她的生活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了，但是她不想死在这个北极圈的荒原里，她不想终生做囚犯。
通往芬兰的边界是一块曲折难行的地带，当中有密集的森林和众多的丘陵，里面熊狼出没，还有深壑的冰谷和宽阔的冻河，严冬里，要穿过这样一个地带无疑于自杀，可以通行的关口都布满了哨所，可这是她的最后机会，哪怕是凶险万分。她不知道芬兰边境的那一边会有什么在等待她，但是她知道她得逃出生天。
她注意到劳改营里有一个中年的监狱官，是一个长相丑陋、十分好色的男人，他常常冒着风险偷偷跟女囚犯睡觉，利用职权多加点食物作为性交易。她注意到这个男人在觊觎着她，从他那乜斜着眼咧嘴淫笑的模样，看得出他在垂涎着她的肉体，她也示以眼色，表明她是可以得手的。
三天过后的一个晚上，天黑下来后，这个监狱官溜到她那里。他们在劳改营后面的一个小木棚里幽会。她已经算好了日子，这个监狱官第二天早上不当班。
她静等着时机，那个男人脱光了她的上身衣服，然后脱去自己的大衣和上衣，当他俯下身去吮吸她的胸乳时，她将一把六寸长的金属刃片深深地插入他的背脊。这把刃片是她化了三个星期，每天天黑后用数小时的时间磨制而成的武器，但是仅在片刻工夫派上用场。这个男人慢慢地咽气了，这当中还试图跟她挣扎，但她一下又一下地用刃片戳扎着，直至最后鲜血溅满了地板。
十分钟以后，她用那个男人身上的钥匙打开了劳改营的边门，身上穿着他那件沾满血污的制服和大衣还有皮帽，并携带着他的手枪，一步一步迈入那冰冷刺骨、雪海茫茫的夜色之中。风雪呼啸，最近的了望塔哨兵都懒得向她问口令。
不过四个小时，安娜·克霍列夫拖着近乎冻僵和身疲力尽的身子，最终来到芬兰边界。
她跟麦西讲了几乎有一个小时。
他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间或点着头对她哽咽住或因为她的记忆太过伤痛而不得不停歇片刻而表示理解。在她叙述她的故事过程中，她时不时地看见他脸上震惊的反应，他眼睛里的目光不再是那么平和了，好象他一下子明白了她那痛苦的噩梦以及她为什么要杀人。
当最后结束时，他身子靠回椅背，非常同情地看着她。她知道他相信了她所告诉他的是事实。
还会有另外一些人来跟她谈话，他说道。会问些其他的问题，或许她还得要述说她的经历。不过目前她需要休息，尽量恢复她的体力。接下来一天他们会把她转到赫尔辛基的一家私人医院。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她。
她目送着他离开。那白色的小房间只留下她一个人。她听见不远处什么地方一台收音机正播放着欢快的舞曲。这使她想起了另一个时光和另一个地方，莫斯科河的岸边，那第一个晚上，伊凡·克霍列夫拥着她跳舞。走道里传来一阵笑声在她的房间里回荡着，令她倍感孤寂。她感到悲伤象潮汐一样盖没了她的身心。她极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从尼库奇卡那冰天雪地的荒野走出来是一段漫长的路，一段漫长的满含寒冷、绝望、以及数月来所积压的心酸和痛苦的路。她胸中的伤痛感就好象有人用一把刀子戳进了她的心脏，而她在慢慢地流血而死。
在她的脑海里老是浮现着那幅挥之不去的镜头。
她和伊凡在夏天漫步在高尔基公园，伊凡微笑着，脸上洋溢着骄傲和爱护的神情，用手臂抱着莎夏。
第六章
柏林。
12月15日
机翼上标有红五星的依留辛运输机颠着机身降停在东柏林斯格尼菲尔德机场的结冰的跑道上。一个脸型瘦削但面相冷酷的人——紧绷的嘴唇，长长的脸，以及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从飞机上下来并快速走过柏油道，钻入一辆等候着的吉斯轿车。
当车子开出机场并朝城市的东郊方向驰去时，上校格列纳狄·克拉斯金脱下他的帽子，用手抚了下他那稀疏的鬓发。他年已六十二岁，是个老红军，又是有着超过三十年资历的克格勃官员。直接并只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汇报请示。他负责一项特别的内部行动，由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广场七层高的克格勃总部里的第二管理局一手控制。此行是他每月一次的检查公出，例行检查由他指挥的苏联高级机密的研究项目。
开了三十公里路后，这辆黑色的吉斯驰离波茨坦干道，转入一条小路，这条小路最后通过鲁肯沃德沉寂的德国小村落。路的尽端两旁是高高的枞树，一根金属栏杆横拦着，后面是两门宽的入口处。过了那栏杆，就是条柏油道，两旁排放了倒刺的铁丝网。当吉斯车驰停下来时，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啪地立正敬礼，一名军官走出钢筋水泥骨的哨房，检查着来者的证件。过后，那栏杆升了起来，汽车开了进去。
车子在那伴着倒刺铁丝网的路上开了有半公里，然后克拉斯金看见那地下隧道的进口，这就象一张水泥巨嘴挣出地面大张着。汽车沿道驶入隧道，最后停了下来。
克拉斯金跨出车外，此时他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地堡里，就象一个宽敞无比的地下车库。空气里有一股难闻的柴油味以及陈霉的异味。大功率的弧光灯当头照耀着，十多辆军车停在中央处。在右边是一架直升电梯，铁门已经打开等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