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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古格、陀林寺成为当时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心，阿里确立了在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沿着同一方向走下去，走到极端，到十七世纪初，古格王国已形成庞大的贵族僧侣集团，僧人已达万人之众，寺庙如林遍布阿里——必然急转直下，走向反面。
扎达人回忆并评论说，古格盛极而衰，终至覆灭，根本原因是王室与寺庙为争夺权力、争夺属民而形成的对立，导火索则是天主教士的介入。
历史已迈入近古。一六二四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安瑞特来到古格，重金赠送国王夫妇的同时，宣讲福音劝其皈依天主。一定是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促使国王夫妇打算凭借西方宗教与当地寺庙相抗衡，于是下令拆毁民房，建立起天主教堂（今已不可见；但扎达人仍能指出该教堂所在地）。此举使原有矛盾激化，古格僧俗愤激，拉达克乘虚而入，于一六三五年灭古格。历时七百余年的王朝毁于一旦。
如前所述，古格人可以是象雄人，但扎达人未必古格人。王宫遗址所在地的扎布让村，一九五九年时仅有三户人家，还是在该地荒废已久后从外地迁来的。近三十年间又有人举家迁往，现共有十七户人家。据说古格亡国之后，古格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现今曲龙乡不足三百人，但古代曲龙之大分为上曲龙和下曲龙，上、下曲龙相交往，人们多不相识，并有“瞎老人一百人，瞎马一百匹”之说——盲人瞎马如此之多，可见人口之众。当拉达克入侵时，曲龙人举乡北逃，经色麦地方，为了怀念家乡、祈求路途平安，一定在那里举行了某种仪式，男女老少每人往指定的一处丢一颗石子，那玛尼石堆迄今犹存；同样地为了怀念家乡的缘故，他们把故乡名字也带走了：日土县现在就有上曲龙和下曲龙。
古格历史上曾达十万之众，现今扎达县仅有四千人。古格时代的窑洞与农田用之不尽大多荒弃。除扎布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据说，香孜遗址为古格王族的夏宫，上千亩窑洞遍布全山。其上有寺庙遗址，有大量精彩壁画（我看到了孙振华拍的照片，颇类敦煌早期风格）。香孜的这些洞窟，距地面足有二十多米高，一般人无从攀援，只好用绳子把人吊上去。
孙振华声称他拥有对多香遗址的发现专利——至少他是第一位拍摄者，并首次将之公布于世。
多香一地仅有十四户人家，但守着的却是五百多个窑洞以及一个莫尔多寺遗址。该遗址位于多香河以西、象泉河以南，垂直高度约二百五十米的土山上，久已无人居住的窑洞中尚存经书、佛像以及壁画之墙。当年拉达克占领了古格，打算攻打多香时，相传多香的野鸽子密密匝匝地把寺庙遮盖起来。而多香的百姓们则脚穿特制的铁鞋前往扎布让，面见入侵者，煞有介事地声称，去多香需翻山越岭，路远难行，您看，走一趟铁鞋都已磨穿，请你们就不必事倍功半地去攻打多香了吧——这种经常的天真的机智为藏族所独有。
如此说来，已发现的遗址群结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布局组合——多香遗址在古格以西三十公里处；香孜遗址在古格以北数十公里远；古格以东骑马一天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并巳，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
沿象泉河流域，这儿那儿，时常可见古代村落遗址，大都为坍塌的窑洞，一些断墙，倾把的佛塔。扎达县的当代农业中多多谈到“复耕”的话题。县办公室主任扎西扳着指头算帐给我们听：象泉河流域是阿里农业、水利最发达的地区，现在扎达2。25万平方公里境内，共有耕地万余亩，其中仅香孜一区就开荒、复耕二千亩；香孜另有尼俄、日穷、扎哇、阿赞四处千余亩原农田有待复耕；扎布让村附近有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灌渠尚存，旧时自雪山引水灌溉。但据七十多岁的老旺堆说，从他记忆的前几辈再没用过这条渠，六十年代办社初期，扎布让村还有四百亩农田，现仅耕种着二百亩——地多人少，水利不足是扎达全县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量古代农田只得继续闲置任其荒芜。
扎西叙述了古格的来龙去脉之后，将两手一摊，以权威的口吻作了结论：“随着古格王朝的灭亡，这一地区的文化消失了。”
一盛一衰间以数百年，在历史上并非鲜见。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此地才由卫藏统治者派遣的僧人将军甘丹才旺率领的蒙藏骑兵收复。以古格覆灭、阿里被纳入卫藏政权管辖为标志，阿里的近代史开始。三百年以来有过一些规模不等的战争，以抵御外来入侵之敌。外敌主要是来自克什米尔，来自英国扶持下的印度道格拉人＇注＇——千余年来藏民族早已钝了外向锋芒，而仅有招架之功了。
十七世纪末叶，阿里三围正式纳入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首府设在噶尔河南岸的噶尔雅沙和噶尔昆沙。拉萨的噶厦政府每三年轮换派出一届噶尔本（相当于专员）。由于地处边境，噶尔本较之卫藏同级官员品位高些，为四品官。
此时的扎达被划分为扎布让和达巴二宗（宗相当于县）。扎布让宗下设六措（区乡）。其中宗本直属四措，陀林寺下属一措，另有曲底措直接归属噶尔本。各措未设行政长官，由当地土王、头人、差巴首户等代理措本职权。以执握法鞭象征司法权。各级长官使用法鞭长短粗细均有严格规定；同时各级官员穿衣、戴帽以及马饰等级森严。可惜实物保存到现在的不多，只听说多布杰是曲底最后一位代本（相当于排长），现在地区政协，他还保存着那顶象征官阶的帽子。
达巴宗因是牧区，无措，由自然区域划分的四部落组成，达巴、曲龙、顿居、东布。四地均未设行政长官。顿居是象泉河发源地。一九五六年，达巴宗与扎布让宗合并成立扎达县。
当年宗、措行政长官的职责是：接待政府官员和信使，监督执行地方政府法规；检查差民的户数、人口变动情况；检查监督差民支差税赋情况；处理一般民事纠纷；守卫边境领土（每年派员去哨口守山）和二十四条外贸通道、与印度谈判会晤等外事活动；收取出口税。
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曾有过一短期的中央政府与藏政府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执政阶段。到一九六○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扎达县委员会、扎达县人民政府，下设农牧科、民族宗教科、公安局等直属机关和六区十五乡五十七村。这一体制延续至今。
文化革命开始时，中央有过指示：边境县不准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求整个西藏不摘“文革”。但终于失控。一九六八年，县领导被罢官；下乡串联的干部们鼓动群众拆寺庙、烧经书，民主改革时有寺庙三十二座，僧人一百五十二人，尼姑四人。“文革”中彻底破坏的二十六座，破坏严重的二座，仅有四座基本未破坏。现有僧人五个。
县办公室主任还给出一些数据罗列如下：扎达全县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一万零一百二十八亩；草场总面积一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实用草场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土林实际面积约二百平方公里。
截止到一九八九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扎达全县共有八百五十户、三千三百二十五人；粮食总产一百八十三点八万斤，牲畜十五万头（只），人均年收入六百七十四元。
我们还特别了解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间、一九六八年该县两次外流人口二千人，后陆续返回五百六十人。一九七○年以来该县每年递增五十八人。
……
我这样梗概了扎达自古格以来的千年史；如果寻出了象雄文明起源的上限，还要再上推几个千年。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正在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象雄的轮廓将要渐渐分明起来。
但是——但是什么呢？
当我心心念念于阿里的向往，对于它壮阔绚丽的自然面貌以及对于它晦暗不明的历史之谜的向往，并完成了阿里之行之后；当我急切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整理笔记、翻阅资料、各方咨询，重新使我所见闻的每一细节复活之后；当我设身处地，试想亲自参与那声色俱烈的历史情景，并果然同那些王族臣民、尊者上师熟悉起来并感到了逼人的生气之后，在我向朋友们津津乐道于阿里、并满怀激情地写完古格千年史之后……在兴冲冲地从事了这一切之后，突然有一个念头骤然升起——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一地区的历史。我关心它的什么。我希图找到什么。它对于人类所关注的重大而迫切的现实人生问题有无意义。而我，是否借机逃遁，以远避需要痛苦地面对着的现实。如果不是，如何从这一关切中看出我的积极努力。
都是问题。这一念头攫住了全部心思，思路无法进行，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
最好还是把这一念头搁置，否则我对阿里只能保持缄默。寄希望于文字。它或许能引领我，到达我渴望到达的彼岸——我有多半靠文字思索的习惯。、罗素曾在论述国家特性的成因时说，“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恰好在开创年代临世的卓绝人物的个性。比如像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那样的人物。”后来他还说过，“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像。”再后来，否认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在当代史学中较为普遍。恰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个别性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并与我所关心的史实对号入座。去阿里前在北京大学，我与年轻的甘南藏族学者桑吉扎西曾有一席谈，他对克罗齐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的观点极推崇，格外看重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活动。他不无激烈地说，假如当初松赞干布不选择佛教，藏族的历史和今天会怎样？如果说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么，成吉思汗面对着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长春真人邱处机一直追随成吉思汗于鞍前马后），为何最终选择了喇嘛教？结果如何——一位蒙古学者曾写道，自接受了喇嘛教，蒙古人就变得懒散，“梦一般活着”——这个与世无争的宗教削弱了一个民族的强悍之风，复又削弱了另一民族的强悍之风。
不消说，这一观点是当代藏族识者中部分人的看法。穿过历史的烟云展眼望去，西藏人蒙古人乃至中国人历经怎样的思想光芒照射：佛教教义提倡的慈悲忍耐、因果报应，孔孟学说的内省节制与中庸和谐，老庄哲学则自由飘逸甘美香醇，这些教义哲学温柔敦厚，温情脉脉地指引人们从善如流，从善如流；千年以来规范了蒙古人种的道德与行为准则。只是这类哲学忽略了一点：人类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丧失进犯之心的同时也失却了自我防卫能力。历史进入到公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今天，人类历史显示的不乏强权政治和暴力流血的场景，而吝于展现希望、光明、乐观迹象。东方式的心智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