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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分局临检，在某旅社抓到一少女'表演'，在场观看者有三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赫然是某地的民政局长，他当晚以东主的身份招待日本人，因为他还兼营艺品店，看'表演'是业务上的需要”。
这位少女因涉嫌妨害风化罪移送法院，后来裁定交笔者辅导。
笔者辅导不少这样的少女，但从来没有辅导成功的案例可资窃喜或表功，说来真是惭愧。是笔者担任观护人不认真、不热心、无爱心、无耐心吗？应说——是，否则便找不到责任的归属了。除了观护人有责任外，还有没有可追究的责任呢？如她自己、她父母、我们的社会等等？从责任的根源来追究，应都逃不了，我们并且可以归纳出一些因素、列出一个表来；可是，纵然知道谁有责任，仍然没有搔着痒处，没有把握要点，仍然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为什么这种事难办？症结在哪里呢？直到笔者承办她的案件，听她说——“钟鼎山林，人各有志”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个人意志自由的问题。
倩倩的脸蛋儿很漂亮，是“胡茵梦型”的（请李敖先生不要笑，这是真的），而且，有过之无而不及；一个是天然美，一个是人工美。但发育未臻完全，扁平的，瘦弱的，没有吸引人的地方，够不上说有征服男人的“本钱”。这种不健康、稚嫩的少女从事色情生涯，给人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男人是罪恶的，而社会也是罪恶的。
这一天由她妈妈带来“报到”，由她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个凄凉身世和一个负担颇重的家庭，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小时候，当矿工的父亲死了，母亲为了养育我和两个弟妹，改嫁另一个矿工——就是现在的继父，母亲又与继父生下三个弟妹；我一共有五个年纪小的弟妹。继父年纪大，身体不好，无法在矿场里挣到什么钱，母亲在四脚亭一家鱼罐头厂工作，收入也有限。我们还要付房租，生活是很苦的，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没过过好日子。”
“你和继父处得好吗？”笔者问。
“继父是好好先生，沉默寡言，在家里弄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不管我的事，没有虐待我或逼迫我。”
“如果你有一份正当的工作，那么，一家三个工作，生活不成问题才对，不是吗？”
“是勉强可以生活下去，但工作难找嘛！”
“你长得漂亮可爱，当店员最合适，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吗？”她露出了微笑，显出更可爱的模样。
“我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现在招收店员都要中学以上毕业才行啊！”
“也可以跟你母亲到鱼工厂工作呀！”
“是去过了，工资太低，没有什么前途。”
“你太小了，到都市里来干这种事，实在不好。”
她低下头、沉默不语。
笔者问她母亲：
“你女儿做的事，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她是挺孝顺的，很乖的，经常拿钱回家，很爱护弟妹，每次回家都带了一大堆东西送他们，我以为她有一份好工作，哪里知道……”
她母亲的眼眶都湿了。
“送过多少钱回家？”
“上个月给我二万多块。”
“你不问她做什么事吗？”
“她说在餐厅工作，有薪水、奖金、小费，待遇很好。”
“哪有这回事！”
其实倩倩这样的身世和家庭并没有突出，这种身世、这种家庭，在她住的九份一带，是太普遍了。
追溯历史，我们知道在荷兰、明郑时期，就发现基隆金瓜石、九份一带产金矿，曾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自古以来，原住民族——现在的山胞——就守护春金山、金河（基隆河上流），他们不敢随意捡拾、开采，怕惊动山神、河伯。后来日本人、荷兰人、郑氏手下都先后去开采，他们阻止不了，只有任由他去了，结果，日本人被荷兰人赶出台湾，荷兰人被郑成功赶出台湾，而郑成功最后也覆亡了。一个阅历深的“老番”慨叹他说：这些人的“逃”和“亡”，都是因为滥采金矿，触怒神明的报应（事载《诸罗县志》）。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神话。
“人为金亡”，这是事实。台湾在五十年代初期，在金爪石、九份一带也发生“采金热”，吸引着成千成万的独身汉前来淘金，鼎盛时，在荒山野外居然有三四家影剧院和四十余家“风月茶室”；群莺毕集，也往这些独身汉身上淘金来了。目前在那片郁山峦中，还遗留着红瓦绿椽、断垣残壁，足以证明这座小山城有过一段繁荣史。但曾几何时，那些年轻力壮的矿工们，一个接一个地在“矿工医院”躺下来，然后撒手西归了，都才不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罢了。原来，长期在矿坑工作，呼吸含有矽质的污浊空气，日后就会得到一种叫“矽肺”的病，患者感到胸口闷痛，呼吸困难，四肢乏力，很少挨得过五十大关的。或许山区生活无聊，矿工太太们都以生儿育女为乐趣，生育率特别高，一家有五六个黄口小孩是毫不稀奇的。结果，在矿工先生纷纷谢世之后，整个山区就渐渐呈现了孤儿寡妇哀哀无告的惨况。
倩倩这个孤儿，不过是当中的一个而已！
笔者常到矿区走动，认识当地派出所的一位管区警员，谈到居民的生活，他不住地摇头，他说当地十六到二十六之间的姑娘，因为父亲早故，迫于生计，十之八九都沦落风尘，整个山区到处有“赚吃查某”。听来叫人心酸哪！有一次《联合报》登出一条地方消息，说有位当地少女投书给县长邵恩新，新闻标题依稀记得是这样的：“少女投书县长，诉说九份惨况，多数少女因贫堕落为娼”；这证明当地警察先生没造谣。
这样，倩倩这位雏妓，又不过当中的一个而已。
倩倩的表演生涯怎么开始的呢？
“我的邻居很多人干这一行的，跟她们一起，就会了。”
“邻里的人不会瞧不起你们吗？”
“没有女儿赚钱的人，才会被瞧不起；有了钱，只会叫人羡慕。”
“你是说，大家都羡慕你们干这一行吗？”
“不！是羡慕有钱。”
“到底你有多少干这一行的朋友？”“怎么算呢？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大家在节日回家，就碰在一起，有困难时互相照顾，但在外面，各窜各的天下，不一定在一起，彼此的情况不清楚。”
“你说有困难时互相照顾，是什么意思？”
“如失业时，互相介绍工作。”
“你说工作，是指你做的事吗？”
“你觉不觉得做这种事不好？”
“是被抓到了，送法院，才觉得难为情。”
“你母亲和继父有没有责备你？”
“他们不会的！”
常言说：“人言可畏”，可是在那个小山城里，大家默许这种事实存在，心照不宣，就没有“可畏”的人言了；其实，在目前社会里，也没有“可畏”的人言，因为大家是“笑贫不笑娼”，可耻的是“贫穷”，不是“贞节”！
“既然你被送到法院来，又裁定交我们辅导，以后不能再做那种事了，知道吗？”
“知道。”
笔者也告诉她妈妈，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生活苦一点没关系、绝不可让她误了一生。笔者想，她从事这行“不法”职业才几个月，误入歧途不深，应有药可救，能及时回头的。
“倩倩，你要遵守几项规定：第一，要另找正当的工作。第二，不许再跟'同业'来往。第三，每月定期到法院报到二次。”
“是的。”
“找工作有没有困难呢？”
“我试试。”
“再跟我回去鱼罐头工厂好了。”她妈妈说。
“对！还没找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以前，就再回到鱼工厂去。”
“好的。”
“你若违反规定是不行的，依规定：'违反保护管末期间应遵守事项，情节重大，得撤销保护管束，移送感化机构执行感化教育。”笔者拿出这行的看家法宝——法律一一唬唬她。
官式的辅导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院观护人手上执行三百多件案件，也只能这样说说、劝劝、唬唬。以后，倩倩按规定报到，说明近况，情形似乎还好。
有几回倩倩没来，依规定当通知要她来，也请她妈妈来，以问明不报到的原因。结果，倩倩没来，她妈妈来了。
“倩倩怎么没来呢？”
“她到台北找工作去，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那怎么行呢？她不是跟你一起工作得好好的吗？”“小孩子吃不了那种苦嘛，在鱼工厂干杀鱼、切鱼的工作，又脏又臭，小手常刮破流血。每天从九份到四脚亭工作，早出晚归，很辛苦，而且，工资低，一天才一百二十块，请假又要扣薪。中午吃冷便当，对孩子也不好。”“工厂就是这样嘛，别的女孩不是也一样工作吗？”“鱼罐头厂都是中年妇女多。像倩倩一样的女孩很少。不过，我是劝她到电子公司做做看。”
“她离开鱼工厂多久了？”
“一两个月了。”
“既然是找工作去，晚上也该回家才对啊！”
“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回家，等她一回家，就要她来报到。”
“一定要来报到，你做母亲的要看管严一点才好！”
笔者另订一个时间，要倩倩报到，这回，她到了。
“倩倩，你可违规啦！”
“是的。先生，对不起。”
倩倩低下头，捏着一个小皮包。
“你不去鱼工厂上班，应该报告观护人知道啊！”
“是的，先生，对不起。”
她还是捏着她的小皮包。
“你妈妈说你去找工作，找到没有？”
“还没找到。”
“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住朋友家里。”
“人在台北，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对不起，先生。”
又捏着她的小皮包。
“小皮包借我看看。”
她两颊排红，有为难的表情，但又不得不递给我。
“里面没什么……”
里面确没什么，只有一把小梳子，几个铜板和一本小记事簿。
“你的朋友不少嘛！密密麻麻，怎么全是电话号码呢？”
“倩倩，你不该骗人呵！”
她把头压得更低。
“你说话呀！”
她抬起那漂亮的脸孔往笔者一望，然后徐徐地吐露了她的心声，她说：
“先生，请不要为难我嘛！'钟鼎山林，人各有志'……”
好个“钟鼎山林，人各有志”！它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笔者的心坎！不仅在当时宁思良久，不知如何问下去，即多年来，也老是为这句话沉思不已。
我们都知道：当倩倩还年轻时，以她的年纪和容貌来号召，还可以在大旅社、小宾馆中当应召女郎或表演什么的，但岁月不饶人，到青春褪色之时，便只能窝在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