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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加之，杨作新走得急促，接到通知后，他只匆匆地到单位上告了一个假，回到家里，又给荞麦母子，“能”了一回。许多的人突然发现肤施城里少了个活跃人物，又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所以听了这个谣言，也就只有相信的份儿。
杨作新回到西安后，搭乘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到了红白交界的界子河。军车停了，于是到老乡家里，租了一只毛驴，直奔肤施。多日不见，他比先前似乎洒脱了许多，一身质地良好的织贡呢长衫，一副金丝眼镜，一根文明拐，江南的水土好，他的脸色也光亮圆润了许多，粗粗一看，一副大文人的样子。
肤施城里的熟人，见了杨作新，有的像瞧稀罕一样，远远地瞅着他，有的瞅见他的影子，便躲开了。杨作新见了，有些纳闷，不知道在他离开肤施的这些天，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出了一次远门，见识了一场大世面，此刻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因此也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地进了七里铺，穿过南关街，上了南门坡，回到家中。
杨作新前脚刚迈进家门，后脚就跟来了边区保安处的人，传杨作新到边区保安处问话。杨作新说，容他歇一歇，吃上顿饭，再去吧！来人却说，事情紧急，拉完话以后，再回来吃饭不迟。杨作新见说，以为有什么紧要公事，需要他调解处理，于是一撩长衫，跟上来人走了。
杨作新这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他被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临时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直到一年后，头撞墙壁，自尽而死。
边区保安处，设在省立肤施中学院内（也就是杨作新的母校），占了院子的一部分房间。关押杨作新的地方，是一孔窑洞。窑洞里支了一张床，放着一张桌和一把椅子，门口有两个哨兵把门。来人将杨作新领到窑洞门口，交给哨兵，对杨作新说，要他静养一段时间，闭门思过，将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写成书面材料，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代。说完，又对哨兵安顿了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杨作新听了这话，宛如晴天霹雳，登时就呆在那里了。待他清醒过来，就要去撵那来人时，哨兵拦住了他，把他推进窑里，然后把窑门锁上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被反锁在窑里的杨作新，起劲地摇晃着门，一个劲地喊道。直喊到精疲力竭了，见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便颓然地躺在了床上。
杨作新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认为，只要有人传讯他，到了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讲清的。所以最初的一段日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传讯。他的内心十分狂躁，但是表面上不失风度。说来可笑，他这时候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担心放出来以后，见了他的那些同僚们，见了那些习惯于评头品足的中学小学教师们，他的脸往哪里搁。
杨岸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妈妈的民间故事告诉他，只有老虎才被关进笼子里的。他请教杨作新，杨作新羞于回答儿子的问题，他告诉儿子说，他是好人，关他的人也是好人，世界很复杂，好人和好人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不过，误会总会消除的，到时候，他就自由了。三岁的杨岸乡，当然不明白这些曲曲弯弯的道理，他只觉得父亲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这令他很伤心。“咱们回家，盛到咱家窑里去。晚上妈妈光哭，哭得怕死我了！”杨岸乡拉着父亲的衣襟，将他往外拽。
这时候，哨兵出来干涉了。杨作新怕吓着了孩子，于是斥责了哨兵两句，然后好言相劝，将杨岸乡哄得不哭了，又对荞麦使了个眼色，要她带孩子快走。荞麦母子走后，窑门又啪地一声锁上了。
外边在轰轰烈烈地闹世事，可是自己被关在窑里，死活动弹不得。杨作新觉得自己真窝囊。他急于想知道外边的情况，可是自从他被关起来后，便断绝了和同志们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上级给哨兵专门做了安顿）。他能见到的，只有荞麦，可是荞麦一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又能懂得些什么；她不在圈儿里，她仅仅能将街上看热闹看到的一些事情，合①给杨作新听。
三个月头上，仍然不见有人来传讯。杨作新的心情，现在算是平静了一些。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桩事情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长期的禁闭中，精神崩溃，他用毛笔，在一张白麻纸上，整冠沐手，写下了“慎独”两个字，贴在墙上。
整天待在窑里，闲着无事，又不能出去，于是，杨作新央两位哨兵，到学校的藏书楼，为他借一些古书来。哨兵在请示了不知什么人以后，同意了，于是从藏书楼里，借来了不少古书。
那些侠客义士的故事，早在杨作新上吴儿堡前庄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而且由于与说书人瞎子的交流，那些精彩的段落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重读它，回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慷慨悲壮和豪情大志，杨作新的心中，自然十分感慨。他一边读书，一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杜先生，想起黑大头，想起永宁山岁月，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像个男人处事，对得起天地鬼神良心。
除了读这些古书以外，他还要荞麦，将家里那本《共产党宣言》拿来。这本书，是当年杜先生送他的。
一提到杜先生这个话题，杜先生临死前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亡命出肤施时，在北城门口，面对杜先生时的那一段思考又回到了心中。是的，作为这一代人来说，作为杨作新来说，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列宁的主张作为拯救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阶梯和最终目标。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共产主义给这场东方革命以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行程，人类还将有漫长的行程需要继续行走，不管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来的前景如何，命运如何，胜利或者失败，短暂的风行或者垂之久远，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为之奋斗过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它永远值得纪念，它有资格写进人类文明史那些辉煌的和最重要的篇章中，它是人类在寻找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一次伟大而豪迈的尝试和实践。
有一阵陕北民歌的声音，从街上通过窗户传进来，传到杨作新的耳边。真正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并且夹杂着骡子或毛驴的铃铛声，他们正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子。这是一溜一串从陕北高原北部地带，迁移下来开垦荒山的移民们在唱。他们在路上唱出的这个移民调《骑白马》，一些日子后，将由几位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易名《东方红》，先在陕北唱出，继而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羊群走路靠头羊。”杨作新想。自从在吴起镇，在洛河畔那个荒凉的小山坳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杨作新便对这个非凡人物，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身上那种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意志力，令他折服，而毛泽东身上那种超然不群的伟人意识和非凡魅力，也使他着迷。对于长征以及长征以前的许多事情，他不甚了解，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的这一些日子，由于他曾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明白，毛泽东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有他具有这种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场革命，如果不产生出来公认的领袖，那么，它将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的。当然，这是一个领袖群体，但是非凡的毛泽东，是群体代表。
思考到这个份儿上以后，杨作新慢慢有些明白了，明白了自己被关押的原因。———因为在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在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统一的序列的时候，它的内部出现了离心力。联想到进入肤施城前后发生的事情，杨作新有些明白了。
从理智上，他不能不认为，关押他是正确的，也许在当时，这是既可以制止事态发展、防止地方主义情绪激化，又不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一个好的局面才会开始，革命才会以最小的损失，健康前进。然而从感情上讲，这却又是一件多么残酷的行动。
《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先生，他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因此他对刘志丹的行为，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确实，中国人缜密的思维中，有许多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它们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那种因了“忠义”这两个虚幻的字眼，拔刀而起、引颈相向的种种举动，又不能不被我们感慨万端地认为是东方美德。
杨作新想起了，他为毛泽东答应过的，誊抄《七笔勾》这件事。于是提起笔墨，暂停那没有意义的自我反省材料，开始凭借记忆，抄写这个。毛泽东对“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很感兴趣，因此，这一句，现在也引起了杨作新的思考。
陕北高原当然是轩辕氏的本土，位于高原南面的黄帝陵，就是佐证。随着文明的渐进，以火与犁为先导，轩辕东渐，向黄河中下游以至长江流域发展，才将这块初创文明的土地重新交付于洪荒。先秦两汉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偌大中国地面，遂形成了一个封建大一统局面，可是在陕北高原，这块轩辕本土上，由于连年的民族战争，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流程中，这块土地由游牧民族统治着，还由于民族交融、人种混杂的原因，儒家的各种观念只水过地皮湿，象征性地在这里留驻过一阵子。儒家学说的伟大功绩在于，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大一统岁月中，它产生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没有像另外三个文明古国那样，湮灭在历史的长途中；而它的罪孽亦在于，它束缚了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限制了这个以聪明勤劳而著称于世的民族的创造力，而尤其是当历史进程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之后，这种束缚与限制日见明显，明显到接近令民族窒息的地步。于是，偏僻的陕北大地，这块轩辕文化未被浸染的古老土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告，在这里，还有炎黄子孙奇异的一支。这些天生的叛逆者，这些未经礼教教化的人们，这桀骜不驯的一群，他们给奄奄一息的民族精神，注入一支强心剂。
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的个性进入陕北高原，仿佛龙归故渊、虎入山林，得到了那渊源久远的陕北大文化的滋养。他像民间传说的那种见风就长、一日三丈的巨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是天意，这是中华民族的造化。斯诺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斯诺先生说，这个东方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和发祥地，就在这陕甘宁晋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时隔许多年以后，也许是一种巧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在这块三角地带，开始他的拯救民族，再造神州的伟大事业。
杨作新将《七笔勾》用白麻纸抄好后，托哨兵捎给毛主席；捎到没有捎到，他不知道。
他现在是彻彻底底地安静了。事情想开以后，他明白对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