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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声在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在浮山上回荡，唢呐声在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在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届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她的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
杨作新仍旧没有回来。他不回来不要紧，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他的在场，无法解决。按照习惯，通常在这一天，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指定一个“干大”。如果杨作新原来就有换帖儿的“拜识”，那杨岸乡的干大，不用说，就是那拜识了。他会主动的，在生日这天，备一份厚礼，再请细石匠，凿一个石锁，给孩子带上，当着众人的面，认下这个干儿。如果事先没有拜识，那么在这满月筵上，随便指定一个，也是可以的；好朋友会认为这是抬举他，当即就慨然应允。可是这天，杨作新没有回来。怎么办呢？荞麦和蛾子，自然都不懂这个礼势，独有杨老太太，见热闹的场面，缺了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心中不免着急。
事有凑巧，那个憨憨，受杨老太太差遣，上了镇子一趟，回来后窑里窑外，又忙活了一番，后来见众人落座，于是就拣一条旧些的凳子，坐了。吃饭的当口，他见来贺喜的人，都或多或少，手里不空，于是满身不自在起来。他说他要上茅坑，抽身回了趟家。憨憨的家里太穷，他在家里翻腾遍了，也没找见一件可以拿上席面的东西。正在着急，瞅见了地上扔着的一堆石刻，于是信手摸了一件，重新返回杨家窑院。
这是一件石锁。底下一个石座儿，上边是一头袖珍狮子，狮子的前后腿，蹬在石座上，中间的裆部，留下一个空隙，恰好是个旧式锁子的形状。原来这憨憨，虽然别的心眼儿塞着，可这一窍洞开，平日上山拦羊，闲着没事，找一块细青石，一个人躲在山圪崂里，又凿又刻又磨，所以手下出了许多这样的巧活儿。
众人见了这石锁，都喝一声彩，叫道：“好手艺！”杨老太太接过石锁，也明白了，这是天意，杨岸乡的“干大”，看来就是他了。随之叫过抱着孩子的荞麦，要她过来，让儿子给干大叩头。杨岸乡还小，自然不会叩头，这事就由荞麦代了。而荞麦在称呼憨憨的时候，也就借儿子的口吻，称他“他干大”。
干大在这个满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石锁上，绑一道红绳，并且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都要加一道，直绑到十三根红绳，也就是孩子虚岁十三岁上，才算监护完毕。眼下，这红绳杨老太太早有准备，于是拿出来，让“他干大”给系在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桩事儿结束，憨憨重新找到自己的旧凳子，再去吃筵席，不提。
满月一过，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杨家窑院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全家人齐心协力，养家糊口，打发着沉闷的日月。只是较之以前，窑里窑外，有了孩子的笑声和哭声，这孩子给这三孔土窑，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也使这窑里人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朵朵红云飘得远”。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革命势力日重，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夹在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吴儿堡，一夜之间，也成了红区。镇上成立了苏维埃，村上有了革命政权指定的村长，这个偏僻的吴儿堡，也热闹起来。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郭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