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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窑每月能拿到一千块左右的收入，两个人搭伙每天挖一米多，一米大概十三车，一车能有五百斤煤，每挖一米，老板付给五十块钱。
记者问已经经历过三次瓦斯爆炸的矿工，以后还会不会再下井挖煤，矿工笑着说，还挖，我们受苦人不挖煤能干啥？连吃的都没有。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
一个六、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至少又得二、三万的维护费。
而有人也表示，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八十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比如说当时的山西，就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过参观学习，看村子是怎么致富的，自己架个锅就可以洗煤。
那时候国家缺煤，要的就是煤。二十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
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
与国有大矿吨煤一百二十块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三十块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毁灭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由于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一些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了很长时间。
对蜂拥而起的小煤矿，国有大矿也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们自己为了安置子弟，也在开办各种矿办小井，一些大矿甚至从小矿买煤倒卖。但另一方面，小煤窑开了之后，大煤矿就不能开了。
一九九六年夏，西山矿务局发生著名的8。4洪灾。
当天天降暴雨，与西山矿井相通的一座已经采空废弃的小煤窑里积满了废水和雨水。按照规定，西山矿在自己坑道和小煤窑之间做了封闭。
不做封闭还好，结果小煤窑里积聚起来的巨大水压一下子把封闭打开，在井下作业的西山矿工遭遇灭顶之灾，三十三人被淹死和活活憋死，西山矿务局直接经济损失三点四亿。
除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生的透水事故和瓦斯事故，更严重的是小煤矿的操作方式导致整个行业的秩序混乱。这还不仅是价格问题，它实际上在刺激大家都来掠夺式开采，正规的科技进步成了多此一举，机械化的威力发挥不出来。与国有大矿要求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回采率不同，小煤窑粗放的开采方式只能把百分之十的煤挖出来，大量资源被浪费。
在山西，由于过度的放炮开山和挖煤、炼焦，昔日的青山绿水蓝天已经荡然无存。距离很多有矿的地方几十里，就可以看到焦化厂的浓烟遮云闭日，司机们抱怨，每到阴天，公路上能见度只有十米。
肆意开矿导致水位下降，很多水库都已经干涸，晋祠里著名的难老泉现在流淌的是自来水，汾河前几年也出现断流，到处是被劈开的秃山，十年前还处处可见的流水如今踪迹全无。
一九九八年，国家召开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会议，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关停小煤窑行动。为了安抚地方，国家将大同、阳泉、西山等重点大型矿务局下放山西省。然而，大部分地方县乡并没有从中增加收入，地方与中央在权力与利益方面的对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有些人表示不满，“关停小煤矿是对的，该关的要马上关，合格的该开也要马上开。即使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矿需要关闭，但既然国家政策有失误，国家应该赔偿。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政策，那些四证齐全的小煤窑都是省一级政府批的，现在一刀切说停就停，别人几百万的投资怎么办？既然你以前错了，你需要为错误的政策付出代价，毕竟这不是行政命令决定一切的时代了。”
一些矿主则说的更直接，“我的死活都顾不上了，怎么去管别人的死活。”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二十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的实质，其实是人治的法规。
“当法律法规不再为人所尊重的时候，那么就不能避免出现腐败。”范无病对此不无感慨。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章 电信拆分
事实上，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换句话说，就是高高在上的领导的权威早就不在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纯粹的金钱崇拜。
“正是因为人治的关系，从上到下都对于法律的不尊重，造成了今天的恶果。”范无病对童小芸说道，“既然大部分时候都可以花钱找关系把事情给摆平，那么除了对于金钱的崇拜之外，谁还会对法律感到恐惧呢？领导的权威也仅仅存在于他通过超越法律的范畴动用国家机器的时候，否则谁怕他呢？”
范无病的话自然是有所指的，去年二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
一直负责煤炭行业规划和安全管理的煤管局即将面临机构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问题将由安监局和各地的办事处独家管理，但一个市里面的安全监察办事处总共才十几号人，三辆车，而整个市里面光办证的煤矿就有六百多家，要说监督，跑断腿都不行。
根据国务院规定，已经在停产整顿期间的小煤矿。在去年年底前没有通过验收合格的，一律视为非法矿井。
据介绍，仅仅是产煤大省山西省从开始复产验收起，一个半月天仅完成九百家煤矿的验收，与全省预计三千多个的目标差距甚远，一些原本关停的煤矿在难耐的等待中决定冒险。
据知情人说，采煤是需要连续性作业的行业，这样关关停停最危险，因为瓦斯会大量聚集，尤其一些煤矿害怕检查组突然到来，连大功率风机都不敢开，这就更可怕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全监察属于国家直属领导，与地方没有人、财、物上的关系。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权力决定别人的人事和财权，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让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大声谴责和呼吁吗？
也有人建议恢复煤炭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每次机构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
这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至今还在召开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计划色彩浓烈的行业。多年来已经留存着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预测到它可能采用的办法，那就是开会、下发文件、突击检查。但市场行为和社会化的大生产，已经用死亡的恶果做出了惩罚。开会、下发文件三令五申也好，突击检查、从重从严处罚也罢，没有真正的用处，因为它们都不严肃。
范无病就此对童小芸说道，“如果乙承认甲控制乙的合法性，甲就对乙有权威，或者，如果乙承认有义务服从于甲，那么甲对乙也有权威。但是在国内，经常会面临这样的痛苦，一个外来的好的制度往往在它还没有表现出优越性的时候，就被强大的肌体免疫系统排斥乃至杀死了。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政府安全管理部门，缺乏改革管理方式推进法治的动力，仍然会希望通过这些不可预测的行动来扩大行政权力，即使不是出于权力寻租的目的。对领导的服从是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为了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人，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权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不过童小芸就说道，“那岂不是说，我老爸挑起了一场是非来？”
“是非是本来就存在的，无所谓挑起不挑起了。”范无病回答道。
事实上，范无病想象中的搞宣传工作人的人，首先要习惯于讲真话，只有建立起公信力来，你说话才有人会相信，否则每天听一听央视的新闻就行了，还要宣传部干嘛？
对于童玉山的事情，他也不是很担心，事实上只要是范亨站稳了脚跟，并且能够顺利过渡到下一届政府当中的的话，要照顾童玉山一下是很容易的，更不用说背后还有整个范氏投资集团作为支撑，没有几个人会忽视到这一点。
时间进入五月之后，事情就变得比较多了。
五月十六日，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正式成立。
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的成立是一件大事，作为国内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公司同日在京宣告成立，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范亨致信表示祝贺。
范亨在信中说，组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公司，是深化电信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我国电信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他希望两集团公司以此次重组为契机，抓住国家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历史机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通信服务。
信息产业部部长在两集团成立大会上指出，电信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是打破垄断、公平竞争、优化配置、加强监管。信息产业部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做好公平配置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及保障普遍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推动市场公平竞争。
成立大会上，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网络通信公司总经理分别作了发言。
原中国电信集团按地域南北拆分，新的中国电信和网通集团正式挂牌。电信南北拆分的初衷是打破固话垄断，促进有效竞争。原北方十省电信公司、小网通以及吉通合并成立了新网通，也就是后来的大网通，新网通的总资产合计在两千两百亿元以上。
成立后的网通集团开始了艰难的融合，按照国务院意见，网通的发展方案是融合、改制、上市三部曲。网通集团用整整一年的时间，花费大部分时间和资源进行资产整合，但由于小网通和吉通并非纯粹国资，特别是小网通，原来复杂的股权结构，使融合进行得十分艰难。大网通并不掌握小网通和吉通的股权，这就决定了网通集团难以实现对两家独立的电信运营商的完全控制。
由于网通海外上市迫在眉睫，整合也必须为上市服务，他们最近也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