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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绑票?”姜雄又吃一惊,“绑那几个带头的?”
“不,绑他们的儿女。”金城轻声道,随后把自己的计划详述一遍,最后道,“这样我们无需动用武力伤害对方,也无需亮出自己的牌子,就能够达到目的;同时叫洪胜堂背上黑锅,对广龙堂有益无害。”
“城哥,你真是好计谋!”姜雄又是一声低叫。
两人慢慢散步回小洋楼,一路上进一步商讨具体的做法,突然,姜雄问:“城哥,我看你这个计谋是早想好的,为什么刚才还那么心事重重?”
金城仰天长叹一声,道:“世事难测。你不必问了。”第二天上午,金城与姜雄把陈旺和唐志中叫到鸿发赌场的密室,每人给了十个大洋,吩咐他们立即回家,向各自的兄弟了解清楚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姓甚名谁,家居何处,家中有什么人以及家境状况,并要各自去亲眼看过,见过这些罢工头头本人及家人,速回禀告。
陈旺在未入广龙堂前已是金城手下的小流氓,唐志中也在广龙堂多年,两人都是忠心的堂口成员,现在得了十个大洋,真是满心欢喜,立即领命而去。
到下午三四点,陈旺首先回来报告;到黄昏时分,唐志中也回来了。两人获得的情报基本一致:罢工头头主要有如下三个人:方明,三十来岁,家住芳村,有一女三子,最小的儿子七岁;李前良,二十来岁,家住米市街,有一子一女,子六岁,女四岁;杨六,四十岁左右,家住关帝庙旁边,有四子一女;最小的儿子六岁。三家都是一般的工人家庭,上有老下有少,家境俱不佳。同时还带回来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罢工可能会在十天后结束。
金城听了,心中暗喜,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只是沉着声把自己与姜雄商量好的计划说了一遍,然后下令:“晚饭后姜雄与陈旺去芳村把方明的小儿子劫回来,我与唐志中去劫李前良和杨六的。尽可能用诱拐的办法,不要惊动街坊游人,更不要惊动警察。”
省城市民在天气炎热的盛夏季节,历来有一个相当普遍的习惯,那就是在晚饭后一家老小都到户外乘凉。那个时候,莫说是绝大多数的贫穷人家,就算是一般的富有之家,家中也没有电风扇,更没有什么空调机,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电视机,呆在户内又闷热又无聊,自然就出户外乘凉闲聊天,讲三国西游以打发时光。
(笔者注:广州城的这种“夜间街景”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时代进步,改革开放,老百姓普遍生活水平提高,家家户户有电风扇、电视机,才渐有改观。到空调机愈渐普及的今天,这种“街头圈地运动”就愈加少了。不过在珠江边晚间散步的习惯至今仍盛,那里仍是游人如鲫。)大人在说东道西讲故事的时候,小孩子就四处乱跑。那时候可没有几个独生子女,正所谓多子多福,一家有五六个孩子是常事,有十个八个也非少见,大人哪管得这么多,就让孩子随便周围去玩,夜了他自会回家睡觉。方明、李前良、杨六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手,晚饭后自然也就如往日一样,让孩子自己去玩去。直到子夜时分,天气凉了,回到屋里就寝,方明才发现最小的儿子还未回来,李前良发现一子一女都失了踪,而杨六那晚去了朋友家下棋,下到半夜才回来,一进门就被老婆大骂:“你这个死鬼,死到哪里了!阿光仔不见了!不知是不是被人拐了!”
杨六听了,开始时还强自镇定,因为孩子有时玩夜了,也是可能的事,但越等越觉得不对,老老少少便都慌起来,开始分头去找,发疯似地在省城的街道中四处跑,拼命呼叫孩子的名字。不少街坊也被惊动了,有的说阿光仔原来跟自己的孩子玩得好好的,后来不知跑哪里去了;有的说见阿光仔跑出了外街,然后就不见了。不少人也做好心,帮着找,结果自然是白费力气。
这样一直闹到天亮,街坊已尽了力,只能说几句安慰话,便上班的上班,做自己的事的做自己的事,都觉得没有多大希望了——当年拐带小该的事时有发生——杨六自领导罢工以后,风头尽管出了不少,但没有了收入。一直被老婆埋怨,现在又不见了老婆最疼的小儿子,更被老婆一边痛哭一边咀咒,骂得真个是狗血淋头,正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邮差模样打扮的人送来了一封信。
杨六拆信一看,心中真是又惊又怕又喜。
信上写着:
杨六:
你儿子与方明的儿子及李前良的一子一女现均在我们手上,平安大吉。你们若在三天内令工人复工,并不再发表宣言或演讲指责陈、叶,我们自会送还你们的子女,另每家送二十个大洋以表谢意。若不从,或向警局报告,则即杀你子,再杀你全家。本堂历来说到做到,言出必行。
其实,你们又罢工又指责陈、叶,有什么作用?你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徒令跟随你们的工友没了收入,家境更为困顿,有的更会因此而失业,以至老少失养,饥寒交迫,试问你们良心何安?
雄圣堂启
民国十一年六月初一
杨六老婆见丈夫看信时那惊喜交集的神色,自己又箩大的字不识两个,便大声喝问:“信中讲什么!你这死鬼还有心情高兴!”
杨六立即把信中大意向老婆说了,他老婆一听,高兴得大叫:“赶快找你那两个朋友来,叫工友立即复工!要回我们的儿子,还有二十个大洋!”
夫妻俩噪噪吵吵地商量了一会,杨六穿好衣服,正打算出门去找方明和李前良,只见李前良正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口中大叫着:“杨老六!”又过了一会,方明也是惊惊慌慌地来了——他们两人都收到了意思一样的信。
他们都知道有个“洪胜堂”,听说这个堂口跟陈炯明有关系,省城中很多江湖人物都不敢惹它;这个堂口仗着有陈炯明做靠山,完全够胆杀人放火。至于“洪胜”二字怎么又成了“雄圣”二字,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有意笔误,以免他们真的上告公安局时可以推得干净——在广州话里,“洪胜”跟“雄圣”完全同音。
商量结果:立即复工,要回孩子,还有那二十个大洋。
过了两天,由原来态度最为坚决并领导罢工的杨六、方明、李前良三人带头,工人们陆续复工,有些还想坚持下去的工人见坚持下去已没有意义,也只好顺从。
复工后的第三大晚上,杨六、方明和李前良的孩子分别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自己家门口,还都各自带回二十个大洋和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多谢复工。以后若再出现罢工事件,或再有人敢发表宣言、演讲指责陈、叶,定不轻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一枪崩掉脑袋。云云。
省城这次工人罢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当然,这并没有改变陈炯明的势力在几个月后被打出省城的命运。报刊舆论的问题则还没有“彻底”解决。富国威的恐吓信把几家报刊的老总吓住了,不敢再发表指责陈、叶的言论,但《晨钟日报》不畏强权,不但继续发表文章反对陈炯明霸占广州,而且还公开了有人对报刊舆论进行威胁的事。富国威对此大为恼火,一气之下,在“限期”已到的当晚——也就是金城把四个孩子“归还”的时候——带上万良和申广贡,开着堂里唯一的那部小福特,飞驰到《晨钟日报》报社的门前,稍一减慢车速,向里面扔进了一个手雷,再呼啸而去。
这个手雷造成了一死三伤的惨案。案子以后自然是不了了之。
随后,没有哪家报纸敢再公开骂陈、叶了。
一个星期后,广龙堂收到余下的五千大洋的“经费”,刘曼年再私下“犒劳”江全二千大洋,并称赞他果然“足智多谋”。
江全随后在林氏宗祠为手下五员干将召开了“庆功宴”,宴会上为金城和富国威频频敬酒,说了很多称赞和鼓励的话。大家真是兴高采烈,一直到半夜才散席。只有金城由于一下子狂饮了几杯,不久就醉得一塌糊涂,被早早送回了房间。
当夜,金城连做恶梦……江全手中的利刃插进玲花赤裸的后背,玲花一声惨叫,倒在血泊之中,睁大那双美丽的丹凤眼,眼中充满了悲怨和仇恨,真是死不瞑目……叶流站起来,说:“堂主的意思,是要我去行刺张南天了?……叶流在江边中弹……容桂被富国威用大麻袋一套,往车上一塞,江全在冷笑……董胜跪在地上,哀求林风平,江全举起了枪……”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江全阴冷的目光看着自己……在珠江边散步,突然,江全出现在自己背后……”啪“!
金城一下子惊醒,霍地从床上坐起来,看看周围,一片死寂。窗外很黑,正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抬手摸摸,已是一额头的冷汗。
不觉又过去了半个月,广龙堂的各项生意都过得去,身为堂主的江全现在可谓踌躇满志。
陈达生死,广龙堂虽然在帐面上仍欠着三江善堂的三万大洋,但三江善堂哪敢来催帐,况且这笔钱也确实不是它三江善堂的,可以说,从江全那把尖刀没入陈达生的左胸时起,这笔帐基本上就已还了,只要广龙堂的势力再加扩张,江全就可以用手段把那张欠卑要回来。至于怡和商行的一万五千大洋,现在堂里所赚得的钱已足够还清这笔债务,江全觉得自己已经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江全通过破坏工人罢工与打击舆论一事,为当局出了力,立了功。
他这一功立得也真是时候。
在富国威用手雷炸晨钟报社的当日,也就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服从孙中山的命令,由江西回粤讨伐陈炯明的北伐军,因第一师师长梁鸿楷、陈修爵部叛变而兵败韶关。八月三日,北伐军决定分两路退却,回师平乱宣告失败。
八月九日下午,深感失望,同时已是心力交悴的孙中山离开永丰舰赴香港,十日,离港赴上海。这样,陈炯明暂时性地免除了在省城的“心腹大患”。
八月十五日,陈炯明回到省城,自任粤军总司令,并策划“联省自治”,真正地“霸占广州”。
江全“制服”了反对陈炯明霸占广州的人,陈炯明随即得知此事,称赞了刘曼年和江全几句。
江全真是受宠若惊,他感谢刘曼年,刘曼年也感谢他,两人时有来往,愈渐臭味相投。
通过刘曼年,江全认识了公安局稽查科的副科长文溥,两人真是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契。江全从文溥口中得知,他与王克不和——原因没有明说,但江全猜出这极可能是分赃不匀——如果王克不在,那么这个科长之位就将是他的。
这一下子激起了江全心中对王克的宿怨与仇恨。杀掉王克,一可以报仇,以泄三个月前受辱之愤;二可以从此避免稽查科的威胁,不仅如此,若文溥当了科长,还可能从中得到好处。怎样下手呢?找谁下手呢?江全一下子想到了金城。
金城“功高压主”,这已渐成了江全的心玻本来“制服”罢工工人一事,江全是有意给金城出难题,确是有点周瑜要孔明在三天之内造十万支箭的味道。岂料金城竟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事情摆平了,实在比富国威高明得多,这使江全心中是又钦佩又妒忌。他觉得若继续这样下去,以金城的才干,自己的堂主地位将会受到威胁。但要他亲手去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