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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打定，区方便满口答应尽快破案，把范贤和张南昊打发走，然后派手下去广龙堂把堂主请来公安局刑侦科。
江全神情笃定，听区方软硬兼施地把指控广龙堂的话说完，微微一笑道：“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谢泛半个月前向我借钱，我看在朋友份上，要金城前天把钱拿去给他，他还当即写了借据，科长大人如有兴趣，我可以叫下人送来给科长大人过目。那样我广龙堂哪还会为他还一万大洋？我们既然不会为他还钱，那又怎么会为他杀人？而且还是一杀七个？
科长大人你觉得这是不是很荒谬？“
区方想不到江全竟会如此以守为攻，不觉一时语塞。
“其实，这不过是谢泛的一箭双雕计罢了。”江全淡淡加上一句。
“怎样一箭双雕？”区方觉得这个广龙堂堂主如此神闲气定，英气飒飒，知道是个人物，自己不觉有点心虚，便问了一句。
“很明显。谢泛设伏诱杀了张南天，那一万大元因债主已死，他也就不用还了；然后他把杀人罪栽到广龙堂身上，如果我被定罪，那他借我的七千元又不用还了。就是这样一条计罢了。”
区方一听，觉得在理。再一想，谢泛前天才借了七千大洋，是只肥羊，把他逮来，可以敲笔大大的竹杠。立即向江全一拱手：“刚才如有失礼之处，恕罪，恕罪！”说完也不管江全的反应，只顾向外高喊一声：“集队出发！”
江全前脚出去，区方后脚就带着二十名刑侦科的手下，荷枪实弹，乘上一部警车，出了公安局，浩浩荡荡向南开去。
当年从珠江北的省城区去珠江以南和以西的地区，非乘船不可。现在连接河北与河南的海珠桥是1929年才建造，1933年才通车的，人民大桥更是在文革时的1967年五月才通车。至于连接广佛两地的珠江大桥，也是在1957年才兴建，1960年才通车。话说区方带着他的手下，把车开到珠江边，然后折向西，沿着今天的沿江中路西段，当时叫南堤大马路，向西又走了一段路，来到渡口处，区方叫声：“下车！”手中短枪一扬，便雇了两艘小轮船，立即杀向神龙庄。
今天是神龙庙庙会最后一日，尽管昨天下午发生了七尸血案，但来朝拜神龙的香客还是不少。下午五点左右，小轮船泊岸，区方的人马冲上码头，村民渔民见来了大队警察，有些远远围观，有的撒腿就往庄中跑，大叫：“有警察来啦！”
过去的乡村很闭塞，来个生人也可以引起轰动，更莫说来了一队省城的警察。
区方雄纠纠气昂昂带着二十名手下上了堤岸，横眼一扫，真是目空一切，喝问一个站得最近的中年村民：“谢泛在哪里？”
村民怔了怔：“可能在祠堂。”
“带路！”
于是一群村民在前头引路，区方带着手下在后面跟着，两边跑着一大群村童，再后面跟一大群香客与村民，大人交头接耳，小孩一片喧哗，真可谓浩浩荡荡，奔谢氏祠堂而来。
祠堂内空无一人。除了在后进安放着的谢家列祖列宗的牌位，表示存在着死魂灵以外，祠堂内毫无生气。区方内外转了一圈，怒视村民：“谢泛在哪里？他是杀人犯！谁敢窝藏，以同罪论处！”
原来的一片喧哗声立即静了下来。村民们一个个噤若寒蝉，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村童走了上前：“我今早看见泛叔和几个人在庄西面坐船走了。”
张南昊等了六七天，不见省城方面有什么消息，为兄复仇心切，便又带上便装的马弁，再进省城找区方。区方本以为可以敲谢泛一笔竹杠，岂料扑了个空，一分钱没捞着，那股怨气还未完全消散，见张南昊又找上门来，便没好气地把“侦查情况”说了一遍，末了道：“真正杀你四哥的人跑了，现在正在缉拿，你还是回去吧。”
“但小弟觉得杀我四哥的是省城广龙堂的人。谢泛哪敢跟我们作对。”
“说人杀人要讲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说是广龙堂的人做的？”
“前几天他们还派人去孟公庙行刺过四哥。”
“你把他们捉住了？”
“没有，被他们跑掉了。”
“那你又怎知道是广龙堂的人？”
“唉！区科长大人，广龙堂跟四哥有仇。”
“有什么仇？能不能用来做证据？”
“这……”这下坏了，张南昊总不能说自己的四哥先杀了人，所以才和人家结下怨仇。
“有什么你讲出来。”区方的打算是，如果真有什么证据，那可以用来敲广龙堂一笔。
“小弟，小弟不很清楚，”张南昊有点口吃起来，“总之，总之我知道四哥跟广龙堂有仇。”
区方知道他已讲不出什么，黑道上互相仇杀的事并非罕见，只是没有证据就不能入广龙堂的罪。他摆了摆手：“南昊兄，你还是先回去吧，如果真有证据，证明是广龙堂的人做的，拿来给我，我一定为你四哥报仇。”
张南昊站起身，拱手道：“多谢区科长大人！”随手在桌上放下张一百两的银票，再躬鞠告辞。
区方微微一笑，待张南昊走出刑侦科，便把银票收起。
讲真心话，他确实想破案，这样一可以向双方敲竹杠，二可以向魏邦平邀功。他等着把谢泛逮捕归案，也等着张南昊拿出指控广龙堂的证据。但没过几天，他就不用等了，因为省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而区方在事变中不幸“殉职”。
这个事件就是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时间是1922年六月十六日。
当时陈炯明本人“隐居”在惠州西湖百花洲，是他的部将叶举凭他的手令“发难”，当日半夜三时，叛军占据着观音山（今越秀公园）制高点，炮轰位于山脚的总统府（地点就是现在的中山纪念堂）和孙中山夫妇居住的粤秀楼。
在六月十五日，已有多人接连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要叛变，但孙中山硬是用自己的君子之心去度陈炯明的小人之腹，不相信陈会背叛自己，直到十五日深夜十一时，陈策与魏邦平还连续向他电话报告，说陈炯明谋叛，从速离开粤秀楼，他仍是不听，幸好到十六日午夜二时，两名卫士看到叛军已在动作，情势危急，硬把他装扮成出诊的医生，拖着他离开粤秀楼，几经艰辛，最后登上停泊在黑鹅潭的楚豫舰，才算脱离危险，也差不多就在孙中山登舰的时候，叛军的炮声响了。
卫士马湘和黄惠华护送宋庆龄从粤秀楼跑到总统府，再从总统府乘乱出逃，最后脱险，而宋终因惊恐劳累，在逃出险地后流产。粤秀楼也在这场战火中被毁。（今天越秀山最高峰处有孙中山先生纪念碑，碑下有“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石碑，刻有“抗逆卫士题名碑记”，附近便是粤秀楼遗址。）当夜省城全城戒严，一片恐慌，叛军在围攻粤秀楼、总统府，驱逐国会议员，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同时，却在街头张贴安民告示，上面写的是：“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幸勿惊恐。”
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在隆隆炮声、枪林弹雨中，孙中山的五百人警卫队坚守总统府，一直打到下午四时，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魏邦平派副官长马敏藩到总统府“调停”。作为刑侦科科长的区方也跟了来，想立上一功，说不定能够就此晋见孙中山，为以后仕途铺条好路，岂料还未到总统府，一颗流弹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就从他头顶的百会穴落下，他连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声，便倒地身死。
省城混乱已极，刑侦科长不幸殉职，魏邦平表面上服从孙中山，实际上也不想得罪陈炯明，以中立姿态，两面讨好，在这种时候，谁还记得不久前发生的神龙庄七尸血案。
广龙堂又得以安渡难关。谢泛跑了，公安局在大混乱中自顾不暇，全城戒严，就算张南昊想来找“霉气”也找不成了。不过，广龙堂杀掉张南天仅是为了出口气，为林老大和叶老兄报仇，并向其他堂口表示广龙堂不是好惹的，除此外，对当前堂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江全坐镇林氏宗祠，要手下人马只顾做好自己的生意，不许任何别的堂口来捣乱，自己也不要去惹事，静观事态的发展。
江全的如意算盘是伺机而动，但局势暂时平静后没有多久，他又不得不面对危机：陈达生来迫债。
金城暗算张南天的时候，在惠如楼二楼的偏间，陈达生已从江全手中拿过了一万五千大洋，但连本带息，广龙堂仍欠他近三万，如果在政局隐定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这样硬迫广龙堂还债，但现在的情势使他不得不求“速战速决”，拿了钱好随时准备走路。
叶举发难，外表看已叛变成功，陈炯明已控制了省城，但实际上，他也随后一步步陷入危机，因为安全逃出的孙中山，指挥下面还听他指挥的人马，立即作出反击。
孙中山逃出省城上了楚豫舰，第二天下午便率领着七艘还指挥得动的军舰，从黄埔驶进省河，炮击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一带的叛军据点，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但魏邦平没服从孙中山的命令，没有在陆路上加入讨陈，而是按兵不动，七艘军舰只好在傍晚退回黄埔。随后，孙中山电令各路北伐军回师平乱，北伐将领复电遵命，使陈炯明不得不在粤北一带布防阻拦。
及后海军司令温树德被陈炯明用二十六万元收买，驻长洲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又跟着叛变，孙中山面对这一危机，毅然率三艘军舰永丰、楚豫、豫章号冒着炮火冲过车歪炮台，停泊在白鹅潭，与另一艘中国军舰同安号及三艘外国军舰自北而南排成长蛇阵，窥伺省城，而又使叶举不敢贸然开炮，以此向中外宣示自己决不远离省城的决心。这一天，是1922年七月十日。也就从这一天开始，回师平乱的北伐军跟陈炯明的部队在韶关、翁源一带展开激战，打得难分难解，胜负未明。也就在这一天，已来催过两次债都碰了软钉子的陈达生在林氏宗柯一拍八仙桌，一脸怒气地给江全下了“最后通牒”：“贵堂若不能在十天之内筹足款项一次还清欠债，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在这个有兵有权就有理的混乱时期，江全知道自己不是陈达生的对手——陈达生是广州公路处长，倚靠族兄陈炯明，可以指挥得动一支部队——他虽从未遭受过这样被人当面怒斥的屈辱，但也不得不强忍下这口气，同时尽量赔着笑脸，满口应承下来，把陈达生送了出去。
陈达生一走，江全马上把金城、富国威、姜雄召来，强压着一肚子的怨气怒气，平静地把陈达生来逼债的事详细说了一遍，最后问：“三位有何高见？”
三人沉思了一回，姜雄首先开口：“如果实在别无他法，能否从速绑一次肥票，或者劫一个富商之类，以解燃眉之急？”
“使不得，”金城摇摇头，“现在政局动荡，手中有枪的可以无法无天，绑票行劫固然易做，但若事主告去公安局，可能我们广龙堂未拿到赎金，就连整个林氏宗词都保不住——谁都想趁乱捞一把，尤其是公开拿枪的，只是未找到机会，要是这个时候被他们抓住了我们广龙堂的把柄，我们就会反成了被人打劫的羊，这个险冒得太大；而且，十天之内我们不可能要得到三万大洋，陈达生也未必会真的等得到十天。现在局势纷乱，孙陈双方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