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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俊听了，支支吾吾地说：“三姐，人情倒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能就这样白做啊。”
我一听就说：“那当然，这事好办，你开口说个数，就交给我吧。”
他连忙说：“三姐，我刚上任，可不能有什么事捏在人家手里，再说街上的段乡长他们又……你可千万要为我保密啊。”
第二天，赵文俊把人放了。晚上由我经手，找人给他挑了两担黄谷加上五十块银元，了却了这桩公案。刘石泉听了，哈哈一笑说：“这下子，背枪的、打牌的、办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眼下这两担谷子和五十块银元一进门，这位赵所长就死死被你捏在手里了。老大姐你松不得手啊，我们要在这里活动，你要在街上去为我们稳住阵脚，要不然，就可能露马脚哦。”
我笑笑说：“老刘，你放心，当年连杨森的那么多师长旅长都不在话下，这赵文俊，算什么？”
说了这话没过两天，黎梓卫街上就出现了三三两两卖针头、麻线、毛巾、袜子的小商贩。我也不去关帝庙赵文俊的办公室了，也到茶馆里坐着，跟茶馆的老板摆龙门阵。我说：“这一向不知道啥子货好卖啊，我想再去重庆做趟生意。”
老板说：“三姐，做米吧，米好卖，一趟米运到重庆，至少七成利呢。”
我一边应着话，一边偷眼看那个卖针线的，突然发现他包头的布帕子下面，有一圈戴过军帽的痕迹。我站起身来，一趟子跑到赵文俊那里，把他从牌桌子上拉起来，悄悄说：“你不是要抓什么异党分子吗？我给你在茶馆里看到一个，你赶快去一趟，保证没错。”
赵文俊一听，连忙喊：“来人，快去把人给我拉来。”
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吵吵闹闹地进来一群人，那卖针线的不服，一路上日妈倒娘地骂。这边的乡丁毛了，只听见有人喊打，就拳头脚尖地打了起来。那人直是喊：“打不得啊，我是上面派来的……”打的人说：“上面派来的，我们所长为什么不晓得？分明是来捣乱的异党分子，不打你不得说实话！”那人被打得遭不住了，说：“我真的是上面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我包包里的‘派司’。”
赵文俊叫别打了，搜他的包包。又过了一阵，那个家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被送了出来，赵文俊还直说，“慢走慢走，对不起啊……”
我跨出房间门，拉住赵文俊问：“你咋把他放了啊？”赵文俊哭笑不得地说：“三姐，搞错了，人家真的是上面派来的，那‘派司’是蓝本本，直线联系，不消和下面通气的。”
我打断他的话头说：“他们这样真真假假的，谁弄得清楚啊，说不定真正来了异党分子，也要被蒙混过去了呢。看来这个忙我给你帮不了，我不晓得啥子蓝本本黑本本的。”赵文俊说：“三姐，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免得你又去闹笑话。这回啊，重庆一共下来八十多个人，我们这一带有二十多个人，他们是打前站的。你这一向看到那些一伙一伙的做小生意的人，就不要过问。”
我说：“那他们这就不走了哦？”
赵文俊说：“不得不得，他们不过是过个路，今晚上就去住新场一家姓王的旅馆里，然后一起到广安。”
又说了几句别的，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告辞出来，装成一个卖纸烟的，连夜赶到新场，找到了那家旅馆的王老板。王老板说：“这些人，是有些怪，一伙一伙的，又不图做生意，听说明天就要去广安。”王老板看看四周，悄悄对我说：“他们身上都带着枪，还有一种这个样子的铁家伙。”他一比我就知道，是催泪瓦斯。
我连忙回来，对老刘说明了情况，赶快通知我们的人这几天都不能上街。男人一律马上都把头发剃了，该躲的都躲一下，要买东西都叫女人来，尤其不要去和那些卖洋线毛巾的打交道，不能出问题。
没两天就听说敌人一到广安，就逮了我们十来个人，其中就有我们的上川东地工委员、广安工委书记骆安庆。我们一听这消息，估计这几十人一定会马上经渠河送往重庆，就连夜布置人马，在渠河沿岸罗渡溪、肖家场、马头溪甚至金滩、丈八滩一带都布置了人，一定要把被捕的同志抢下来。一切安排好之后，我去对赵文俊说：“既然你们上面催你捉异党分子催得这么紧，你怎么就没在河边上设卡子？”于是我带着我们那几个给赵文俊背枪的人，连夜连晚地河边上守着，搜查来往的船只，防止敌人连夜偷运。
一直等了三四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又听说敌人已经从旱路把人送走了，我们只好把人撤了回来。可是刚刚撤回来的那天晚上，敌人就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把人抢运去了重庆。我和刘石泉听到这个消息，后悔得不得了，只怪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
骆安庆被押到重庆后，立即叛变，供出大批上川东的同志。重庆的敌人调兵遣将，大批军警特务涌进华蓥地区。王璞同志来到罗渡溪召开会议，决定将起义提前。紧接着，曾霖同志和已经在广安暴露的杨玉枢，被迫带领人马在代市场和观音阁起义，打响了华蓥山地区起义的第一枪。我们各处的队伍都准备动了，亚彬和老刘都在组织人马，修理枪支，形势已经半公开。王尧和一批死硬分子乘机出动，逮捕了阳合场的丁鹏武和左国政，先送到县城后来又送到了重庆渣滓洞。敌人到处都在捕人，只有我们黎梓卫街上还没动静。
一天，赵文俊找到我说：“三姐，有个事我想问问你，我们这周围，有没有异党分子啊？”
我说：“你又听到什么了？你看看到处都乱七八糟，只有我们这里轻风雅静的，哪里来的异党分子？”
说着就随手在他的桌子上乱翻，一下子从他的公文堆里抽出一份印着“机密”的文件来。赵文俊一看事情不好，伸手要来抢，我一转身，顺势抖开，一眼看到那文件上写着“……立即抓紧调查，逮捕共党嫌疑分子陈玉屏……”我一笑，干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说：“看不出来你啊，表面上三姐三姐喊得亲亲热热的，暗地里却在调查我，要抓我。也好，我送上门来了，你抓吧。”
赵文俊一见事情败露，连忙声明说：“三姐，你莫生气，我哪里是要抓你，你看我这上面连章都没盖嘛。我们是亲戚，我哪样事情不是先跟你讲？”
我把手里的文件一扬，说：“你先跟我讲？今天若不是我看到了这个，你会先给我讲？实话说吧，抓了我，你也跑不脱，我就说啥子事情都是你叫我干的，我是头子你就是下手，你是头子我就是下手！哼，我还在帮着你抓异党分子呢，没想到我自己倒成了你要抓的异党分子了。”
赵文俊连忙说：“三姐，这事是上面下来的，只是喊调查，又没什么证据，我就拖他们一下，你赶快走吧。你去重庆赶紧把你的那些米呀盐的卖了，免得人家说东说西的。”我说：“我的米又怎么了？我卖米又不是一回两回，犯到哪个了？我早就晓得，段贡武那两弟兄不安逸我，就是因为我事事都帮着你，他们钻不到空子了。比如说枪的事情嘛，那回不就是因为去帮你借了那些烂枪烂子弹，他们就气得到处说我的坏话吗？对了，还有那两挑黄谷，硬是眼睁睁地看到挑进了你的屋里，原来这些甜头都是拿给他们吃顺了嘴的呀。唉，我这个人，就是过于热心，结果看来，还要连累你，你又偏偏老是这么不醒眼。你想想，抓了我，这满场上我的亲呀戚的，会饶了你吗？我的儿呀女的，会饶了你吗？而段家兄弟到时候，再去雪上加霜，说你是我的亲戚，说你和我同谋，说你包庇我这个共党分子，然后好把你一起除了，再安上他们的人。那个时候，你倒是自作自受，可是我那远秀妹子咋办？她肚子里的娃娃咋办？那才把人家高兴死了呢！”赵文俊一听，一时不知咋办好。
我说：“看你那副窝囊相，还当什么警察所长，远秀真是瞎了眼睛。告诉你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才不得去什么重庆呢。我这就去县上，就要到县衙门里去问问，是哪个去报的我陈玉屏是共产党。”
赵文俊听了，一把拉住我说：“三姐，你去不得啊，只要你在我这黎梓卫，我就保你没事，你要是一出这块地盘，我就没办法了。”
我一听，心里全明白了。
可是老刘一听，连忙说：“大姐，现在我们是被迫起义，许多工作都很仓促，你一定为我们争取时间。再说，同志们现在都在你家里来来往往，还有的同志在你家里养伤，只要赵文俊不敢抓你，你就得在这街上守住，拖住他，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一定要守到最后。”
我咬咬牙，说：“好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中旬，华蓥山大起义的前夕。
八月十四日，我陈家的妹子被她公公逼死了，于是我声扬要打人命官司。在街上摆出几张大桌子，扯了几匹白布，叫了些裁缝来做孝衣；又叫来我们陈家娘屋的人和我妹子婆家的人，在茶馆吃茶打官司。还扭着赵文俊和段家两弟兄，要他们这些公事人来给我作主；接着把宁君也叫到街上来，为她的姨妈哭丧，闹得满街上鸡飞狗跳的。这时候风声更紧了。有个地主跑到街上来到处说：“陈玉屏在这街上和人家打人命，她家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一升豆子的豆花儿，筷子碗一响就没得了，不晓得在干啥子名堂。”我一听，趁着气头上把他拉了来，大吵大闹地说：“我在这街上脚都没动过，怎么会家里成天人来人往的？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不给我说清楚就走不到路……”
闹完了，远秀拉我到赵文俊家里去吃饭。赵文俊说：“三姐，我这才晓得为啥子那些人那么恨你，你也是太恶了，怎么动不动就要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磕转转头？三姐呀，你也不要只顾了你的这头，还是要帮我想想办法哟。广安那边都已经打起来了，我这里的枪还是东一支西一支的，人也不齐，连子弹都没有，要是真的打起来，咋个办嘛？”我说：“你不是说你的枪都是些烂枪，叫亚彬找人为你修理去了吗？只是我想，我们这街上又没有什么大商大贾大财主，那些饥民打过来有个什么图头啊？不过退一万步说，若是真的打了起来，你这几支烂枪也抵不了什么用，不要打不死老虎，反而和老虎结下了死仇，那时候才中了人家的借刀杀人之计呢！反正上面也晓得你和段家兄弟不和，你呀，就说枪都捏在段家两弟兄手里，叫上面要找就去找他们，这叫做顺水推舟，你一不劳神二不得罪人，也好给你自己留条后路。我晓得他们一看到到处都在捕人，手就痒，巴不得把平常得罪了他们的仇人都一下子杀绝了。”
八月十八日，我这头的官司正打得热闹，七工委书记徐庶生就召集党内的同志，在太阳坪我的家里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全体武装人员在我家里和周围的几个院子里集合，起兵攻打走马岭，然后夺取山下各乡的武器，将队伍拉上华蓥山打游击。会议还决定宁君和几个女同志都不参加起义，一青因为熟悉整个华蓥地区上上下下的情况，就和我、宁君一起做后勤联络工作，亚彬此时已经是我们这个纵队的中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要带兵出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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