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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伉、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织问题,我们都研究了,决定这次就给你解决了。喏,我们的李明,现在是县委的组织委员了,找个时间,他和你好生谈谈。”
我高高兴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你们定个时间吧!”李明想了想说:“明天晚上吧,我来,就在你的船上谈,清静些。”
第二天吃过晚饭,李明到了我的船上,文玉把船驾到一个僻静的河边,就和竹栖一起上岸去放哨。李明顺手把门带上了,我热情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问他要我说什么。他只是眼盯盯地看着我,有些心不在焉的。我又问了一句,他才像醒了过来,说:“你先谈谈个人历史吧!”
于是我就从华蓥山上谈起,一直说到在万县坐牢,每到伤情处,都禁不住眼浸浸的。可是越到后来,我怎么越是觉得他对我说的并不在意,一会儿给我散支烟,一会儿又给我倒杯水,后来干脆说:“你先别谈了,这么多我也记不清楚,你干脆给我写下来吧。”
我听了一愣,反问他:“都写吗?”
他说:“当然要都写,把你所有的关系包括现在山上还有多少人、在什么地方都给我写下来,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不说话了。他吐了一口烟,移过来说:“怎么,还信不过我吗?我知道你和林竹栖好,他那副傻眉傻眼的样子,能比得上我?”
我简直没想到他会这样,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李明见我不说话,胆子竟然大了起来,一张鬼脸凑近我说:“我晓得你也不容易,廖玉璧死了好几年了,你这么年轻轻地就做了寡妇,有个相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嘛,只是要注意影响哦……”
我只觉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猛地一下子起来。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把这家伙吓坏了,往后一退,轰地绊倒了桌子,跌坐在船板上。竹栖在外面听见响动,连忙跑进来。我瞪了他一眼,大声对那姓李的喊道:“你给我出去!”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也没想到竹栖就在外头,红着脸头也不敢抬,就跌跌绊绊地跑了。竹栖莫名其妙,转身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冷静了一下,才说:“我信不过他,他要我把所有的关系都写出来交给他,这怎么行。以前我们为这事吃够了苦头,牺牲了多少人,这都是血换来的教训,我不能忘记玉璧在遗书上叮嘱我的话。”
竹栖一听这话,跺着脚连连说:“诗姐,你这人怎么这样自高自大的?他可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能……”我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说:“这种人都能代表组织?玉璧死了这么几年了,有谁敢在我面前说半句轻浮话?他李明是什么东西,居然敢对我……你这个昏虫!”
竹栖听了,立在那里呆呆的,突然抡起拳头,照着自己的脑袋就是一拳。
夜深了,一弯冷月照着无语东流的长江,我和竹栖坐在船头上,谁也不说话。初春的清露如蒙蒙水雾一般撒落下来。竹栖进舱去拿了件衣服出来给我披上,长叹一声说:“诗姐,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说出来你不要生气。”我默默地看着涌动的江流,木雕一样没动。
他一下子变得结巴起来,半天才说:“我一直在想,我们俩能不能、能不能一起过?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作为玉璧的好朋友,我也应该……保护你,你一个人,太难。”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说:“诗姐,我知道,当初你在山上当着大家宣过誓,说你这一辈子都不结婚,可那是同志们怕你找到个不革命的外人,结了婚就不管大家了呀。我们打了这多年的交道了,难道我是那种不革命的人吗?难道同志们还信不过我吗?我们和大家一起,一起来完成玉璧留下来的事业,等到办起了农场,我们就把山上剩下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那里去,一旦国民党要想打内战,我们就一起把队伍拉出去干。我们一起,把彬儿和宁君拉扯大,这才对得起玉璧……”我说:“你别说了,这不可能。”
竹栖立即像霜打了的茄子,低下头不开腔了。
我转过身来对着他,慢慢地说:“竹栖,你听我说,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你是个好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你守在我的牢房门口,坐烂了三把扫帚,又千方百计救我出来,人非草木,这情意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的。可是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现在不想和任何人结婚,我忘不了我的玉璧,真的,我忘不了他,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玉璧他时时都在我的身边。我心里有了什么事情,我会默默地对他说,他也会在我的心里慢慢地对我讲,就像在生的时候一样。是的,我是在山上向大家宣过誓,那不是形式,是真心话。大家看在玉璧的份上,希望我能把这千斤重担挑起来,我不能辜负了大家。人不能言而无信,那么多同志都眼巴巴地在望着我,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我无法给大家说清楚。”
竹栖长叹一声,我能感觉到,他的泪流在心里。我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说:“你别难过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患难朋友。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他没有看我,只是说:“你说吧。”
我说:“我倒是很喜欢一青这孩子,我们打个亲家吧。”竹栖这才抬起头来,苦笑了一下,算是认承了这门亲事。
第二天,我和一青起身去了合川,把宁君从廉溪中学接了出来。宁君到底是孩子,和一青又说又笑的高兴得不得了。我看看一青,一脸得意的样子。
没几天,一青和竹栖又来找到我,说国民党的宪兵最近到怡康旅馆查号,对孟伉他们盘问了许久。大家怕出事,都转移了;竹栖他们也打算动身到江油去赶紧办事情,一有了消息,就会给我来信。
我带着宁君,和一青父子在重庆的邹容路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像,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两个孩子的订婚照了。我把宁君送到了孩子剧团,又送走了父子俩,眼看着汽车消失在黄尘滚滚的公路尽头,我才发现这偌大个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
这时正是一九三九年的四五月,重庆被日本人炸得厉害,警报一天到晚都在响,闹得人心惶惶的。可是生意总还得做,不然我们吃什么。眼看天气渐渐热了,我从武胜运了两万多床席子下来,刚准备码在牛角沱卖,就听说宁君在孩子剧团高烧高热的,害虐疾。我连忙到离重庆市中区五十里外的土主场,去把她接了出来,带到医院去看病。不料刚拿了药出来,还没走到我住的三合旅馆,警报就响了,我们母女俩赶快跑到一个防空洞躲起来。这个防空洞,又窄小又潮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看这势头不对,就让着人往里挤,带着宁君往洞口靠。宁君生病,一下子站不稳,就坐在了一口皮箱上。旁边一个烫着头抹着口红的女人恶狠狠地掀了她一把说:“起来起来,坐坏了里面的东西,你赔得起吗?”
正扯着,天上的飞机就轰轰地飞了过来,接着就丢炸弹,炸得到处都惊天动地的,一阵阵的烟雾夹着火光,腾空而起。防空洞里的人们一阵阵地惊叫,直往里面挤。我这时要往里挤也来不及了,正在着急,一枚炸弹就落到了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刹时昏天黑地的,只觉得石头渣子直往头上掉,一股呛人的热浪迎面扑来。有人一下子就倒在了我的身上,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等到飞机走了,我掀开倒在我身上的那个人,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是刚才那个恶狠狠的摩登女人,一块弹片削去了她的半边脸,脑花溅了我一身一背都是。我尽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当时也吓得目瞪口呆的。
人们看见飞机走了,又一窝蜂地往外挤。我带着宁君正往河边跑,没想到警报又响了。一抬头,那飞机竟像蝗虫一般,好几十架!我赶紧带着宁君,又找了一个防空洞躲进去。宁君烧得迷迷糊糊的,我抱着她,又找不到一滴水,只好把医院里开的药在自己嘴里干嚼了喂给她,让她吞下去。重庆五月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防空洞里人又多,闷得不得了。宁君一会冷一会热的,身上的汗水一阵阵往外冒,衣服都湿透了,头发沾成了一片片的。我急得不得了,生怕会出什么事,好容易等到警报解除了,我背着女儿回到二合旅馆,看到的只是一堆瓦砾。一个女人一边刨着碎砖头一边哭,那披头散发的样子,有点像这旅馆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