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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夫听了，一路吆喝地跑，到城门口直喊：“快让快让！莫让血光婆冲了，大家都不好！”说着一阵风就出了城，把我们丢在城边的娘娘庙，拿了钱就转身就跑……我和玉珍等他们走远了，连忙把身上的衣服都解下来，赶到一个土地庙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收拾上路。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不知不觉就到了仲春时节。虽说清晨的风吹来还冷飕飕的，但是路边的麦苗都已经齐腰深了，挂满了亮晶晶的露水珠儿。我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我带着几个农民弟兄从马盘山运枪回山，躲在麦土里被露水淋得透湿的情景，连自己都忍不住好笑。唉，不管怎么说吧，这一次又总算逃出来了，如果真如我们估计的那样，不牵涉唐俊清他们的话，也许他和德敏在今天，最迟不过明天也会出来的。
正想着，冷不防路边窜出两个人来，手里的枪一横，就喊：“站住，干什么的？”
我把玉珍拉到身后说：“不干什么，我们是到前面六马铺走亲戚的。”
其中一个看看我，又看看玉珍，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说是姐妹。
那人一摇头：“不对，你们不像姐妹俩，你的口音不对，不是本地人。”几个人一听这话，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我们拉到了乡公所的一间房子里，关了起来。
这一下我可急了。这个地方叫甘鸡场，离广安城不远，现在通缉令正在到处张贴，要是被人认出来了可不是开玩笑。我拉拉玉珍，叫她沉住气，一边四处张望，发现这屋里关的都是些女人，其中还有两个显然是做“暗门子生意”的妓女。一个在说：“抓女共党，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又没少给他们占便宜。”另一个说：“我以为他们就真的天不怕地不怕了，一个女共党就吓成这样？”
我一听，知道事情不妙，想了想，就问旁边的一个暗门子：“你们这里的乡长姓什么？”
她把嘴一扁，瞟了我一眼：“姓谢。”
姓谢、姓谢……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堂姐，叫陈菊君，嫁给了甘鸡场一个叫谢宁西的地主，他父亲曾经当过广安县长，在这一带很有些势力。于是我就大起胆子走过去，扬起脖子问看守的乡丁：“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做谢宁西的人？”
看守一惊：“怎么不知道？他是乡长的叔爷，我们乡长还是他保举的呢。”
我笑笑，写了一张条子给他，又给了一块钱，叫他赶快送到谢家去。
那家伙拿了条子，飞一样跑了。不一会，又气呼呼地跑了回来，说：“乡长的大娘来了，坐滑竿来接你来了。”接着就听见有女人大声武气地在外面骂人，一边骂一边喊：“三妹啊，你大姐来了。”说着那女人就威风八面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乡长。我一见正是多年不见的菊君大姐，就一脸的委屈迎过去说：“大姐呀，你要是再不来，他们就要把我关死在这里了……”
乡长一听，连忙过来，亲自给我开了锁，直是说：“对不起，对不起，三姨妈，我大娘都骂我了。我已经在屋里吩咐了饭菜，给您老人家赔不是。”
菊君大姐还是气呼呼的，坐在那里发了一阵脾气，最后拿了一件衣服出来，瞪了我一眼说：“看你穿些啥子名堂，你不晓得他们这些东西只认得衣裳认不得人吗？”那乡长忙说：“大娘你言过了。不过三姨妈，要是你老人家真的穿上了这号衣裳，说不定就没事了。你不晓得我们昨天黑了才接到广安打来的电话，说是要抓一个才从广安城里跑出来的叫陈玉屏的女共产党。”
陈菊君冷笑一声：“陈玉屏都叫你们抓到了，还叫陈玉屏吗？三妹，我们走。”
一到谢家，菊君大姐“三妹前三妹后”地不绝口，一屋人都直是给我赔不是，那位老县太爷还摆了酒席给我压惊。吃完了饭，她见我急着要走，眼一瞪，把我拉到一边说：“你以为我不晓得你是干什么的吗？现在到处都贴起大布告要捉你，你出了事怎么办？别忘了，你还有两个娃娃！别说了，就在这里住两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我没办法，只好住了下来。
第三天，我无论如何要走了。菊君大姐没办法，叫了几支枪要送我们。我说：“这怎么行？”她却反问我说：“怎么不行？现在大户人家的小姐太太用几支枪送送是常有的事情，又摆了威风又保了安全。我也不问你要到哪里，你自己说个地方好不好？”
我本来还打算到合川看看刁大哥，可觉得她也是一片真心，再说现在到处都在捉拿我，是不能再在路上去抛头露面的，太危险。想了半天，一下决心就说：“那好吧，要送就送到底，你把我们送到重庆吧。”
就这样，我没有到合川，错过了和刁大哥的最后一面。一年之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包围，苦苦血战突围无望，最后自杀身亡。
赴苏之行
重庆的天气，已经暖和了。我一回到李子坝，曾三姐和韩嫂就是一阵埋怨：“看你都瘦成啥样子了？还要命不要啊？丢下乖乖的两个儿女不当回事，哪有像你这样当妈的？宁儿、彬儿，这回莫让你妈跑了，看着她点！”
彬儿到底是男孩子，一玩起来，就忘了给他的任务；宁儿却当成了一回事，真的成天像个尾巴一样跟着我，寸步也不离。我没办法，只好趁三姐她们不注意，带着宁君出去，去找服装店的工人们。大家一听说我回来，邀邀约约地都来了，乱哄哄地说：“陈先生啊，你这一走，可把我们苦了！重庆现在失业这么严重，有的大服装社都垮了，我们到处都找不到活路，这日子咋过嘛？”
我问：“林先生呢？我可是托过他的啊。”
陈树安一愣：“陈先生你还不知道啊？你刚走了没几天，重庆的卫戍司令部就来抓人，说你是……还把我们的铺子封了，林先生差点也被抓了去。后来我们听说，他去了万县，李司令和雷旅长也不在重庆，我们的铺子就这么垮了。”
我听他提到李大哥，心里一阵难过，连忙转了话题说：“我当然是想把服装店再开起来，可是我现在是扯红了的人了，不能再出面，你们大家想想办法，说该咋办？”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这有啥子问题，你明地不出来，暗地给我们当老板不是一样的吗？”一个女工说：“现在满街都是服装店，我们不做服装了，做另外的好不好？比如化妆品、雪花膏之类的，成本低，工艺简单，又赚钱。”另一个接口说：“还可以染色嘛，现在重庆敢接这种活路的店家不多，我们这里染过，有信誉的……”
陈树安等她们闹过了，才慢吞吞地说：“看你们这群鸦雀子，闹够了没有啊？就晓得摩登红、雪花膏，我们这些老裁缝不做衣服，还吃不吃饭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最后决定由我起草个简章，名字还是中亚实业社，老牌子，在重庆有信誉，只是不打我的名字就是了，业务呢，仍然有服装缝纫，兼营染色做化妆品什么的，生意由我来总管，能用的关系都用起来，大家也想办法出去找活。这样没几天，我们的中亚社又撑起来了，只是现在我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隔几天去一下，剩下的时间都要用来处理山上的善后工作。
不几天，陈亮佐下来了。他说从山上和我们分手之后，一路都是敌人的卡子，他在邻水没有找到人，就赶紧到了大竹后山去看我们的伤员，帮着安排好了就去了刁大哥那里。亮佐很感慨地说：“我们走了这一趟，把同志们的情绪都基本安定下来了，大姐你的功劳不小啊。”
我叹了口气：“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我算了一下，自从你大哥牺牲，刘湘迎蒋介石进川以来，华蓥山区就成了他们的‘剿匪重点区’，我们的党员和主要干部牺牲了近四百人，枪支损失了大约两千多支，那么大的声势，那么多的队伍，基本上都打散了。十年了，一切要重振旗鼓，不容易了啊。”亮佐说：“大姐，这是大形势，红军走了，党中央和所有的关系一下子都找不到了，所有的根据地都被敌人杀得血淋淋的，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我们啊。我们群龙无首，只得自己摸着干，能够这样去清理人枪和安顿人心，已经尽力了。现在要紧的是看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我已经给吴绍先去信了，约他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我又说起唐俊清的事，问亮佐知不知道他的消息，亮佐摇摇头。我实在放心不下，说：“这么久没音信，怕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你干脆去一趟，看看吧？”
亮佐点点头，说行。
不久，谭老五又下来了，说：“刁大哥把渠河的水道都疏通了，我们山上和大竹那边的伤员同志缺吃少药的，能不能再搞两条船，在渠河上跑运输？”
我想了好久，才说：“船的费用太大，实业社才开张，不可能拿出许多钱来。干脆这样吧，华蓥山上多的是竹子和树子，你们能不能砍些下来，扎成筏子放漂下重庆？”
谭老五说：“当然可以，只是过滩的时候很危险。”我说：“这事你去找找刁大哥，看他能不能找两个可靠的滩师，要好脚手，工钱不少他的就是了。”
谭老五又走了，唐俊清还是没有消息。我找人带信去找玉珍来一趟，回信说她回家清理财产去了。
七月十几上，吴绍先才来了。我把清理队伍的情况给他谈了，问他找组织关系的事有没有着落。
绍先摇摇头说：“据我们了解，现在整个四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连原来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①同志的关系都没接上，都是自己根据党的大方针在行动。我们几方面的领导人都碰了头，有些事情现在来和你商量。”
我点点头：“你说。”
吴绍先擦了根火柴，点燃了烟，又接着说：“现在形势起了变化。日本人步步进逼，从东北打到了华北。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这种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党已经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成了逼蒋抗日，看来我们现在不能和他们打了。再说他们在统治区的兵力这么强大，我们遭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也没有力量和他们硬拼。”
我咬了咬嘴唇，没说话，只抽烟。
吴绍先看看我的脸色，停了一下才继续说：“老大姐，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认输了。只是因为形势的需要，我们必须隐蔽起来。我们就这么一点人了，抛撒不得啊，现在分散开去，好好保存下来，将来一有什么事情，才有人的。那时候，我们照样要在战场上和他们相见。”
我点点头说：“你放心，你大姐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了，懂。”吴绍先笑了：“晓得你懂，还给你说个事情，你听了要沉住气哟。”
“又出什么事了？”
吴绍先摇摇头：“廖大哥在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过到苏联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