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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方作为人质扣留下来不予交换。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给我方和谈代表的备忘录，详述了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被关押的近千名“战犯”的人数、组成、被美方无理判为“战犯”的原因和经过。请求我方代表在和谈会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我们作为人质的阴谋；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战犯”罪名，立即释放我们回到各自的战俘营，等待交换遣返祖国。
我们代表团成员首先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按了血手印，又传到各小号内让战友们签名按血印，然后将这份长长的备忘录交由地下“联络员”送给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送往北朝鲜。
我们希望它能平安地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出现在板门店我方代表手里，我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这上面了，白天黑夜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个问题。我心里更加急躁起来，日子似乎过得更慢了。
和谈终于签字
6月10下午我们从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今天上午签字，战争终于从此结束的消息，我们忍不住当着他就欢呼和相互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痛苦！中朝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所有参战的国家为这场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托雷也搓着手愉快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应该感谢他及时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于是又转过身去和他握手致谢。大家也都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抢着说：“让我们共同庆祝今天这个节日吧！”“战争终于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总算停止了！”“双方军人不再生死相拼了！”“双方的人民不再互相仇视了！”
托雷一面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一面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岛子，回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去呢！”
十几天之后，巨济岛上的朝鲜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战友们开始遣返了。
满载着战俘的车队开始从“战犯”集中营的大门外驶过，我们拥向朝着公路的铁丝网，激动地向那些有幸首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道别！车上的人民军战友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代表，便发出“敬礼”的口号，大家在向我们庄重地敬礼！
车队过完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各人都躺在床上，不说话。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心里都被焦虑、渴望、等待的情绪折磨着。我们不止一次向美军管理当局去信质问为何不立即将我们遣返，一直没有回答。
痛苦的等待
从7月到8月，眼看一车车的战友们被送走，而我们自己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不多的饭食每餐都有剩余，来送饭的朝鲜战友忧虑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剩饭取走了。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中旬，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结束“战犯”生活
8月底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你和孙少校拿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们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1952年5月7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15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15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爸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我等着你们将来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阿爸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别后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可能去访问他那坐落在美丽的金刚山脚下的家！如今阿爸爷还健在吗？
和战友们重逢
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几个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达站。
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原来“71”战士队的战友们。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15个月的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在军官队？”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卡片时也报的是战士，现在看来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脾香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上面还印有天安门的华表，都舍不得打开包来抽呢！”
拿着这包来自遥远祖国、闪着红色光芒、包装非常精致的香烟，闻着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着它上面“中华牌香烟”几个亲切的中国字和那象征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玉石华表图形，我的心和手都在发颤：“中华，中华！两年多来，我们呼唤过您多少遍哪！”
最后一次斗争
我立即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致美军管理当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让我们立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否则我们将拒绝上船！”
经过交涉，看管我们战士队的美军士兵同意让我们派代表去见负责的美军少校。于是，我和马兴旺同志一起，拿着同志们赶制出来的纸花束，向美军管理人员住的帐篷走去。
中国“战犯”战士队的小铁丝网位于这个港口转运站的最里面，小营门口正对着10米宽的甬道，往前走，甬道两侧是关押朝鲜人民军“战犯”战士队的用铁丝网隔开的一块块营地。
见我们手持纸花束走过，朝鲜战友们都拥到铁丝网跟前来问我们干什么去？我便用朝文说：“去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到了美军管理人员帐篷，那位美军少校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到岛上来，你们都立即给我回去！”
我拿出那包中华烟对他说：“我们已得到这包中国出产的香烟，这证明我们红十字会代表已经来到了岛上！”
他哈哈大笑着说：“不错，根据双方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是派了代表到双方战俘营进行考察，为此，从板门店给代表们预先运来了给养。只可惜你们中国的红十字代表并没有到岛上来，这些中华牌香烟只好由我们分享了！”
我们表示不相信他的慌言，声明不见代表决不上船！
回到战士队营地，全体中国“战犯”举行了一次示威，唱歌，喊口号：“我们坚决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这天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大家脱下的皮鞋都是崭新的，再看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新的。一问，才知道这是前天他们到达时美军强迫他们换下的——以此在板门店证明他们优待俘虏。为此，大家进行了坚决抵制，结果吃了一顿“毒气弹”后，还是被美军强行把大家的衣服剥下来收走了。不少战友为抢夺旧衣服挨了枪托。
第二天早上一位美军中尉来通知我们准备上船。我们便全体静坐示威。
我再次对美军中尉说：“不见我们的代表不上船。”美军中尉说：“你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只到了釜山考察，确实没有到岛上来！”我们便要求会见其他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美军中尉听了后转身去了。
不一会儿，头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美军开来了，催泪弹扔进来了。大家立即用军毯蒙头盖上全身。
我听见美军咒骂着进到我们的铁丝网里面来了，正想掀开军毯看一下，忽见一双美军大皮靴站在我跟前，紧接着一颗嘶嘶作响的毒气弹塞进了我的“军毯防线”。一阵极难闻，极刺鼻的浓烟呛进了我的嗓子，使我剧烈地咳起来，两眼非常难受，愈流眼泪眼睛越痛。
我站起来跑进了帐篷，那个芙军追进来扭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拖到铁丝网外面的甬道上，我睁开眼看见我们的人都被美军拖了出来。
那位美军中尉认出了我，走过来要我叫大家排好队上船去，我转身寻找马兴旺同志，看见他一面擦着被“催出”的泪水一面对我喊：“告诉他，我们要向全世界控诉他们的暴行！”
我对中尉大声译出了这句话。他说：“我不管你们向谁控诉，我的任务是要押你们上船！”说完一挥手，美军士兵们将刺刀指向了我们，逼迫着我们走出转运站。
到了港口码头，我看见一艘万吨巨轮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