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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我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下）
囹圄中的反思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时间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嘻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在我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爱国和仇敌的种子！
然后是小学毕业，我抱着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奖品跑回家。祖父抚着我的头说：“老三，你爸派人来接你出去，你别把公公婆婆给忘了啊！”我扑在祖父身上哭嚷着不去，但第二天还是拿着祖母给我们三兄弟煮的腊肉跟一个伯伯哭着上了路。到广安县坐船去重庆，又坐汽车去成都，最后到了雅安。一路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么美的渠江、嘉陵江；重庆有那么高的楼房，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大哥、二哥拉着我，怕我走丢了！成都有那么好吃的麻婆豆腐、米花糖；到了雅安，站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看水流湍急的青衣江真好玩；在父亲当总工程师的那个稚安毛织厂里，有那么多飞快旋转着的纺线机…
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郎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14岁到16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腾了，鞭炮声响彻全城。酒一下卖光了，人们不管认不认识在大街上互相举杯祝贺，拍肩拥抱，庆祝民族的苦难从此结束了！谁想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是美国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扬威、强奸妇女，是美国货充斥市场。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这个总工程师失业了，家境每况愈下，我考上清华大学后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国民党的教育部宣布停止派送公费留学生，我那留学美国在物理学上深造的幻想破灭了，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流传着：“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歌谣，进步的同学把我从图书馆里劝出来连夜写标语、练歌子准备反美抗暴游行；动员我去参加“大家唱”合唱团，动员我参加“民间歌舞社”演秧歌剧；动员我参加系里成立的“戈壁草”读书会，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大众哲学》等书，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呈现在我眼前！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队伍里，在北大红场上参加三千人《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对敌人军、警、宪、特的镇压，我们愤怒！对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我们欢欣鼓舞！
我在清华园工字厅外的小湖边被吸收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员，在女生宿舍“静斋”后面的小树林里参加了共产党，要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种种人间悲剧而奋斗终生。向往使我年轻的心血沸腾着！
想到这里，我的那些亲密的同学和战友的面影一个父浮现在我眼前，他们那么亲切地注视着我，好像在对我说：“石头，你可要像石头一样坚强啊！”
1948年夏天，组织上调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受训。我化妆成小学徒，剃光了头，穿上破旧的中式短衫，经天津坐火车到陈官屯，再坐马车前往封锁线。
过了中立区，我走进一个村庄，一个儿童团员盘问了我，把我带到村政府。
“这就是解放区了，让我跪下来亲吻这圣洁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个从那黑暗污秽的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都会有这同样的感受。
“有一天当我从集中营释放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我肯定会有比这更强烈的感受的！”我闭着眼坐在牢房里这么想着，心里升起了一股神圣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军节的动人情景鲜明地来到我的记忆中：那天，我们五名要回到敌后的北平学生为了从中央转组织关系，由敌后工作培训班的负责人荣高棠带着从泊头镇来到刚解放不久的石家庄，正遇上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把我们带到会场，介绍给朱总司令、叶剑英、聂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