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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钩低声介绍说：“这是××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10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要我找的人。
他站上了一个小土堆，接着用带点上海腔的普通话说：“战友们，我们从‘72’冲杀出来的全体同志向从‘86’冲杀出来的难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我们这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将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结合成咱们中国战俘营第一支坚不可摧的先锋队！目前我们这支队伍人数还不多，还不要紧，只要我们在巨济岛上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几万名中国战俘就将心向我们，就将和我们一起展开不屈服的斗争！我们要成为卡在敌人咽喉里的硬骨头，要成为吸引全体难友的吸铁石…”
多么铿锵有力的语言，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我一下就深深爱上了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指挥员！
统一领导
当晚，我们偷偷地在隔着军官大队和战士大队的单层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我、时占魁、曹明、周铁行、钟俊华钻了过去，向以魏林（团副参谋长，老红军）为书记，孙振冠、顾则圣（教导员）为副书记的军官队党支部汇报了我们在“86”的斗争情况和我们81人脱离“86”的经过，包括我们自己成立地下党支部的情况。最后我们对10月9日的流血斗争没有取胜，没夺取到“86”的内部控制权表示了内疚。
首长们表扬了我们的斗争，对那次失败，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是叛徒们得到美国鬼子直接武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你们能够以仅仅81人的微弱力量抗住了敌人把你们送进虎口的阴谋，保住了这批可贵的斗争骨干，是立了一大功的！现在我们合在一起力量更大了。”
我们表示：“被俘后，大家一直在找上级，找党组织，希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现在我们找到了，请求首长们把党团组织合并起来，把战士大队统一领导起来。”
首长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决定让时占魁、曹明和我参加统一的党支部活动，时占魁参加党支委会，团员们参加统一的团支部活动，周铁行参加团支委会。我被任命为71联队中国战俘对敌翻译，配合代表孙振冠同志负责敌工工作。
和我一起担任敌工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秘书组的黎子颖（××军文化教员，集中营化名傅稚恒）、何平谷等战友。
孙振冠对我讲了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重点。他告诉我：目前和谈斗争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美方坚持要搞“尊重战俘个人志愿”，他们利用叛徒来控制战俘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回国，以此在政治上打击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北朝鲜的威信与破坏和谈。我们的任务是揭露敌人的卑鄙伎俩，反对敌人支使叛徒特务控制战俘营和残酷镇压战俘，尽力争取扩大“71”的队伍和影响，特别是争取团营干部脱离叛徒控制到“71”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争取人民军战友们的支持，首先要和71联队内的朝鲜人民军战友搞好团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向对面“72”的难友们开展宣传，动摇叛徒们的控制。
我听了心里很高兴，庆幸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人，井表示愿在他领导下尽力完成任务。我还告诉了他我怎么在釜山第10收容所结识了人民军军医崔成哲，他曾要我在遇到你时，代他问好。
“我总算完成朋友的托咐了！”我笑着说。
老孙也笑着点头说：“崔成哲是个十分热情的好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夜很深了，我们才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从“洞”中钻回到战士大队。当天晚上，我多少天来第一次睡了一个十分安稳的觉。
巨济岛上的第一次追悼会
第二天晚上，我们召开了王少奇烈士的追悼会，没有遗像，没有灵堂，只有一个用手纸、铁丝扎的花圈，只有几幅军官队和人民军战友们用烟灰沾水写在手纸上送来的挽联：
忍将热泪祭战友，怒讨血债向敌人！不屈忠贞爱国志，尽洒热血民族魂！
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军战友竟然送来了两支蜡烛，几个水果。
上午我写了悼词，骆星一为它谱了曲，十几位会识谱的难友排练了这首挽歌。
那天从清晨起就下起了大雨，开追悼会时更是风雨交加。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像祭奠的爆竹，屋内昏黄的灯光映着大家悲愤的脸，追悼会在低沉的挽歌声中开始，又在激昂的挽歌声中结束：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血债要用血来偿还，仇恨永记在心里。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和敌人战斗到底。安息吧，亲爱的战友！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40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稚。我是在到“71”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INT”（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71’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
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71”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72”、“86”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72”、“86”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
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部用旧了？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64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71”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64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1951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71”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烤火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