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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官：我怀疑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打断您，曼德拉先生。我们是否超出了本案程序的范围。毕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法庭，一个白人法庭，没有其他的法庭。既然您知道只有一个法庭，那么您提出的要求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您想要什么样的法庭来审判呢？
曼德拉：那好，阁下。我希望阁下记住，在一系列案件中，我们的法庭规定，诉讼当事人要求某个法官回避的权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只要真诚地使用这个权利，法庭必须对之充分保护。现在，我真诚地考虑到，就像我将要表明的那样，贯穿于我整个生活的这个不公正的歧视，是造成每一次严重侵犯我的权利的原因。我要说明，法庭之外的种族歧视对我所遇到的所有麻烦负责任。我担心这个法庭还会对我同样的不公正。阁下可以不同意这一点，但是，阁下有法律上的义务，事实上是被迫听我讲话。因此，我认为，阁下——
地方法官：我想听，但是我希望您讲明您要求我回避的理由。
曼德拉：那么，这些就是理由。我正在逐步展开我的论点。如果阁下给我时间——
地方法官：我不希望超出议程的范围。
曼德拉：要求回避的范围。我是在要求回避的范围之内。我提出的理由是因为在我看来，不会给我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
地方法官：继续讲下去。
曼德拉接着阐述了不会给他一个公平的、恰当的审判的理由。首先，他指出南非法律的实质。一个完全由白人控制的法庭，它强制实行一个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一个在非洲人一致反对情况下通过的法律。“因此，在非洲人作为被告的政治审判中，这个法庭不能被看作是公正的法庭”。接着，他指出，人权宣言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南非根本不存在。尽管南非的总理、法官和知名人士多次声明这一原则，“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对我们的人民来说，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毫无平等可言”。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从法律的制定程序和实际内容，从执法者的构成，即法官、地方法官、检查厅长、法律顾问和其他类似职务的承担者及其任免，从整个法庭的人员结构和审判气氛，无一不是渗透着种族歧视的毒素。曼德拉针锋相对地发出如下质问：“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地方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地、严肃地提出，在这种气氛之下，正义的天平是不偏不倚的呢？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非洲人有幸受到他的同胞的审讯呢？”随后，他又谈到因种族隔离制引起的一系列恶果：黑人没有土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饥饿和病痛，但他又一次被法官打断。
地方法官：这与此案有什么关系呢，曼德拉先生？
曼德拉：先生，它与最后一点密切相关，如果阁下给我机会陈述这一点。
地方法官：你已经讲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我感到你已经在离开你所要求的范围。
曼德拉：阁下，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极重要的理由，法庭必须对此给予考虑。
地方法官：我充分认识到您所处的地位，曼德拉先生。但是，您必须把自己限制在要求本身，而不是超出它。我不想了解饥饿问题。依我看这与本案目前无关。
曼德拉：阁下已经提出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白人的法庭。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此刻如果我能向阁下表明，在这个法庭之外，种族歧视被用来剥夺了我的权利，使我不能得到公正对待，……
针对法官提出的他所陈述的事实均与本案目前无关的说法，曼德拉指出他所提出的和将要提出的问题与事实均是与本案密切相关的。他表示，他十分担心这个被白人控制了的司法制度会使有罪的人将无罪的人置于法庭上，使非正义者对正义者进行指控报复。这样，完全有可能降低白人司法官员在法庭上对待黑人被告时的公平和正义的标准。“这是我提出要求的第一个理由，即我不会得到公平和恰当的审判。”
接着，曼德拉陈述了他要求地方法官回避此案的第二条理由：他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一个不代表他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他指出，政府权威的基础是代表人民的意愿，这是整个文明世界中公认的原则，并构成自由和正义的基本根据。因此，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公民，有义务从道义和法律上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在南非，非洲人的选举权和代表权被剥夺了，因而他们没有道义和法律上的义务去服从那些不是他们制定的法律，而对执行这些法律的法庭，他们也无信任感。
曼德拉并没有否认南非司法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具有正义感和民主意识的白人，他们或是批评不承认所有的人生来自由平等的现行政策，或是维护非洲人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由于这种制度，而是具有公正和正义感的白人对这种制度的批判。他表示：“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我过去同它斗争，并将继续同它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我现在恰巧遇到一个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我仍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如果想要消除这种非洲人中普遍存在的不信任和怀疑惑，唯一的办法是取消法官任命中的不公正的歧视。
最后，曼德拉坦然地宣布：“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随后3天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维沃尔德总理的秘书。他那大无畏的精神，敏捷的思辩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法官，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
10月25日，法庭判决曼德拉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曼德拉明确表示，不管判什么刑，都不能阻止他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战斗。
11月7日是法庭宣布审判结果的日子。这一天，大街两旁挤满了人群，听众席上也坐满了受曼德拉斗争精神感染的非洲人，温妮和从特兰斯凯赶来的亲戚身着科萨人服装，也坐在听众席上。当身穿民族服装的曼德拉被带进法庭时，人群沸腾了。曼德拉微笑着向群众致意，并高呼：“权力！”人群报之以怒吼：“属于人民！”随后，曼德拉利用就减刑向法庭发言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声明。
他首先简要地介绍了1961年3月的彼得马里茨堡会议和“全非洲人大会”作出的关于罢工的决定。为了使法庭了解他参与罢工的领导工作的动机，他讲述了自己从童年时期就感受到的非洲人的各种影响，以及后来个人政治发展的背景。
从孩童时代起，他就听部落里的老人讲白人到来之前的和平安宁的生活和科萨人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早期非洲人社会的结构和组织强烈地吸引着我，并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的演变。”他为自己是非洲人而骄傲，并发誓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自由事业。后来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为坚持其政纲而奋斗。在他成为律师后，更深切地感受到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恶果，他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出色，多么公正，多么努力地从事我们的法律职业，我们不可能成为检查官、地方法官或法官”。
在反对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的50年里，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非暴力手段，然而遭到了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曼德拉历数了政府暴力镇压的罪行，并强调了非洲人已开始转向暴力反抗。他警告说，“如果政府方面仍没有明智的表示，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中告终。”曼德拉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坚信南非人民已经觉醒。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无论阁下根据这个法庭裁决对我作出何种判决，可以肯定的是，在我服刑结束之后，我依然会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在我走出监狱之后，我还会继续进行斗争。尽我最大的努力铲除邪恶，直到它被彻底消灭。”他的声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来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官员。
最后，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五年监禁和苦役。温妮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一边唱着斗争歌曲，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开走。1962年底，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很快，政府就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她实行管制两年的禁令。禁令将她的活动范围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不准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发表讲话，不准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温妮后来曾问及安全部门的头头约翰·克伊兹：“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约翰·克伊兹回答说：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换句话说，他们对温妮实行管制不是因为别的罪名，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温妮第一次获准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据温妮回忆，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他们能相互见一面，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有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将来到他们面前。
第十六章 利沃尼亚审判
·“马伊布耶行动”方案
·西苏鲁潜逃
·告密者与韦克中尉
·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遭破获
·第一号被告：“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强有力的法庭陈述
·“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曼德拉被捕以后，民族之矛在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姆赫拉巴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小分队在另一位破坏能手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黑夜里神出鬼没，主要的破坏活动是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电话通讯常常中断。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个建筑工地有供使用的炸药。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溜进去，将炸药装了满满一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第二天一早，地方报纸登出了“500公斤炸药被盗”的通栏标题。当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有关炸药使用的注意事项时，才发现装运炸药的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15英里。
为了加大对南非政权的打击力度，最高指挥部制定了一项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这一行动方案要求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开展游击战，并提出了外国力量援助南非解放运动的问题。“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方案的导言明确宣布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在乡村地区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