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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该不会是以她为题材写诗什么的吧？”
“您为什么这么问？”
“几年前曾经有人向我打听过梅老师的事，我当时拒绝了他。”
“那是个什么人？您还记得他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看过身份证的。他自称是一位作家。估计是蒙我呢。”
“您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个人吗？”
“好像三十出头吧，要么就是三十四五岁。很有教养，但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我就记得这些。”向子龙喝了一口茶，“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集体怀旧的氛围里，关于那些曾经是显赫家族的故事特别流行，就像那部《上海的红颜薄命》。我凭什么让别人拿着她的故事去换取名利？”
“向教授，您做得没错。那所谓的作家企图拿着梅老师的遭遇去牟利，的确令人无法接受。”
“是啊，她当年受的屈辱够多了！”
向子龙显得有些激动。作为一名仰慕过梅老师的异性追求者，他此刻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屈辱”一词证明，他了解一些内情。
“向教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为了编故事骗钱才来拜访您的。”陈超说道。
“但是您说是关于一件案子……”向子龙还是有些迟疑。
“目前，我不方便详细说案子的事，可以告诉您的是，凶手已经杀了很多人，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还会杀死更多的人。”说着，陈超拿出那本杂志和其他照片，递给向子龙，“您可能看过这本杂志吧？”
“哦，还有这些照片，”向子龙急切地翻看着照片，脸色苍白。他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相同的《中国画报》，“杂志我这也有一本，这些年我一直都留着它。”
向子龙保存的这本杂志中间夹着一个系有红丝带的书签，翻开正是梅老师照片所在的那一页。书签很新，上面印着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电视塔是九十年代才建成的上海的地标建筑。
“都这么多年了，关于这张照片一定有许多故事吧？”陈超问道。
“是啊，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多大？”
“还在上小学。”
“那您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背景吗？”
“当然。不过，您还是从头说起吧，向教授。”
“在我看来，一切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刚被分配到音乐学院，而梅老师己经在那儿工作两年了。她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女教师。陈队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对于我来说她更像是个良师益友。当时在学校里不能演奏那些古典名曲，只能吹吹打打一些简单的革命歌曲。我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也许就放弃音乐之路了。”
“正如您所说，梅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女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仰慕她，甚至追求她。您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吗？”
“您什么意思？”向子龙盯着陈超问道。
“向教授，我并不是要对梅老师不敬，请别误会。为了调查，我需要了解各种情况。”陈超赶忙解释道。
“没有，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像她那种出身的女人得夹着尾巴做人，一旦闹出绯闻就意味着灾难。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一首真正的浪漫情歌。”
“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希望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之中吧……我听说她丈夫也在音乐学院工作，是吗？”
“是的，她丈夫叫明德仁，也是学院的老师。他没啥特别的。他们二人的婚姻在我看来就是父母包办的。明老师父亲曾经是个大财阀，而梅老师的父亲是个努力讨生活的小律师。当年的明府在上海滩也是显赫一时的豪宅了。”
“嗯，对于那座豪宅我也有耳闻。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陈超不明白向子龙为什么要提到包办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说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师。”
“好吧，”陈超意识到，在向子龙眼里，没人配得上梅老师，“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张照片的？梅老师向您提起过吗？还是说给您看过这本杂志？”
“都不是。当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与那位摄影师讲电话了。所以我买了一本那期杂志。”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后来见过她穿那件旗袍吗？”
“没见过，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没见她过穿。她有许多件旗袍，演出的时候常穿。但从来没穿过照片上那件。”
“梅老师是因为那张照片惹上麻烦的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发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杀了，罪名是反党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赶出豪宅，住进‘牛棚’——一间小阁楼里。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众’占据了。当时梅老师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为这个死去的吗？”
“关于她死去的那些情况，”向子龙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我的回忆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理解，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过您不用纠结于细节是否准确。您所说的一切我都会去二次核实的，”陈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这张照片吧，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啊。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
这句话让老教授一惊。
“你是说真的？”向子龙说道，“是啊，你们警察也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了。”
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向子龙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陈超的回应，“在那个时代，他们自称代表正确的政治立场。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伙，他们打着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名义无恶不作。我们这些老师很快给那些人的头目起了个外号，叫‘革命行动同志’。为什么呢？因为那家伙到处跟人宣扬他的那些‘革命行动’。其实他干的无非就是批斗、殴打、咒骂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些教书匠除了背后给他起个外号，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梅老师是他‘革命行动’的对象吗？”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师‘谈心’。有人说他找女老师谈心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倒没看出他有什么不轨举动。他每次找梅老师‘谈心’时间都不长，而且门也不是一直关着的。梅老师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般。我意思是说，她一直尽全力想避开那个家伙。”
“您也在替他担心吧？告诉过她吗？”
“没有，当年随便怀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可是犯罪啊，”向子龙苦笑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谁在明府墙上用粉笔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当时有十几家‘革命群众’住在那儿，但居委会却坚称这是阶级敌人的‘又一次疯狂反扑’。有个邻居指认说曾经看到梅老师的儿子手里拿着粉笔，还有人说梅老师是事件的‘幕后黑手’。于是居委会派人来我们学校，与‘革命行动同志’碰头。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梅老师的儿子进行了单独隔离审查。什么隔离审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锁到小黑屋里，不认罪就不放出来。”
“这也太过分了，”陈超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他们虐待孩子了吗？”
“审查组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革命行动同志’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动。不过梅老师倒是没被隔离审查，她每天还是来学校上班，只是看起来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着身子从阁楼跑出来，跌下楼梯，当场就摔死了。有人说她失心疯了，有人说她当时正在洗澡，因为孩子回家太过激动。”
“就是说她儿子是那天被释放的？”
“没错，那天下午回去的。可是他刚到阁楼门口就转身跑下楼梯。按照他们家邻居的说法，梅老师当时就跑出来追她儿子。”
“这说不过去啊，即便小男孩儿撞见自己母亲在洗澡，也不至于那样跑吧。再说梅老师也不至于就光着身子跑出来。”陈超皱起眉头。
“她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可能是儿子回家带来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龙叹了口气。
“关于她的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那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
“难道当时没人对她的死提出疑问吗？”
“没有。当时我也在受批斗，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学生’。说实话我那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向子龙说道，“‘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曾经去‘革命行动同志’工作的工厂了解情况，可他却从来都不提当年每天在梅老师家附近转悠的事。他是宣传队领导，应该在我们学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师家附近转悠。那他到底去干什么了？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没有真凭实据，再说我实在不想在梅老师的痛苦上再添一笔。不过我听说那个‘革命行动同志’最后没得好，遭了许多灾祸，被工厂开除，也被惩罚了。”
“等一下，您记得那个‘革命行动同志’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忘了。不过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调查他吗？”
“他还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还真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通常派驻某学校的宣传队都是由同一家工厂的工人组成的。但是来我们学校的却不一样，‘革命行动同志’和他手下的队员来自不同的两个工厂。”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拿出本子和笔，“他是哪个工厂的？”
“上海第三炼钢厂。”
“当时他多大年纪？”
“三十八九、四十出头吧。”
“好的，我会去调查的。”陈超说道。不过，不论这个“革命行动同志”做过些什么，他如今也得六十多岁了。可是按照于光明提供的情报，百乐门监控录像里那个人大概也就三十多岁，“梅老师的后事是怎么办的？”
“说到这事儿我就很生气！我本想给她送个花圈什么的，说实话我也应该这么做。可是她的遗体当晚就被拉到火葬场烧了，骨灰被随便撒掉了。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为她做点什么，甚至连她死后都不能！这是我的终生憾事。”
“您不必自责，向教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向子龙拿出一张唱片，“我把一首宋词谱成曲子了，就是为了纪念她。”
陈超接过唱片。封套正面印着一个身穿红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面则印着晏几道的那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梅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喜欢这张唱片的。”陈超说道。
“我会烧一张给她的，”向子龙忽然显得有些尴尬，“不过我从来没对我太太说起梅老师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会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来了，”向子龙把唱片重新放回书架，“她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