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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他们请了个律师，把老田告上法庭。最后老田赔钱赔到破产。
于：是很诡异，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事上法院告状。
翁：你知道他怎么瘫痪的吗？
于：因为中风吧？
翁：饭店关门之后他感觉很失落，每天泡在麻将桌前跟人赌钱。后来被民警抓住，算是“二进宫”了。交了一大笔罚款，又被狠狠教育了一顿，回到家就中风了。
于：真是报应。现在说说为啥田陌命不好吧。
翁：她从小就没过几天好日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可在高考那天被一辆自行车撞了。其实当时她没受啥伤，可撞她那位非要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完，考试时间也错过了。
于：那属于交通事故，人家骑车的是对她负责。
翁：可能吧。可是她第一份工作又怎么说呢？
于：工作怎么了？
翁：当时她等不起来年再考了，于是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个业务员。其实这工作不错，能拿到不少提成。毕竟当时保险还是新鲜事物。可她才干了三四个月，就有人给老板写匿名信告状，说她在跑业务的时候“乱搞男女关系”。她老板出于保护公司形象考虑，炒掉了她。
于：呃，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吧？
翁：我以前也这么问过她。可是一个姑娘家有必要编这样的故事挤对自己吗？
于：她自己对“命不好”这事儿怎么看？
翁：她似乎一直无法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灾星了。她试着找其他工作，可是总找不到。直到最后才到了那家低档宾馆，干上了这辈子最后一份工作……
于：她怎么想起来对你说起这些的？
翁：她的自卑感很强。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当我谈到我俩的将来，她似乎都不敢相信自己转运了。如果不是那次电梯故障，她绝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有点迷信，觉得那次电梯故障是天意。你们也知道，她碰上的倒霉事儿太多了。
于：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打算娶她吗？
翁：我们算不上正式恋爱吧，不过我们觉得那是早晚的事儿——只要我离婚了……
陈超很快听完了磁带，可他发现于光明几乎没发表什么评论。以往查案，那家伙有时是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的书面记录里也没找到于光明的看法。
陈超站起身来，准备去煮一杯咖啡。这个早晨温度很低。窗外，一片枯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舞。陈超想起，自己多年前读过的一部故事中也写到过这种情景。
他把煮好的咖啡放在床头柜上，拿着录音机重新躺到床上。
这会儿他脑海中浮现出于光明下围棋的样子——棋盘上黑白双方激战正酣，但局面尚不明朗——就像手头这件案子，至少现在还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
说不清道不明。那个翁先生提到伴随田陌一生的“厄运”之时，也是这么说的。
老田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文化大革命”时大多数像老田这样的家伙依然逍遥法外。俗话说，杀鸡儆猴。估计老田就是那只“鸡”了，这也是他的命吧。
可田陌的事又怎么解释呢？高考那天被自行车撞上也许就是个交通事故。可后来那封匿名信就应该是恶意攻击了。当时她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谁会那么恨她？
忽然，陈超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那位叫白云的姑娘。电话那头的她柔声说道：“一起去城隍庙市场吃顿饭吧，我知道你喜欢那儿的小笼包。”
这倒是个好主意，至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再说，跟这丫头聊聊，对写论文和破案也会有些帮助。
没等他回话，白云就抢先说：“那儿有不少卖旗袍的时装店呢。虽说档次不算高吧，起码挺时髦的。还有卖复古款旗袍的呢。”
复古款旗袍？陈超一愣。
“那咱们一会儿就在南翔小笼包店见面啦！”
这可是为了查案，陈超自语道。虽说跟这丫头在一起挺不自在的，不过到时她也能充当一把时装顾问了。
为啥跟白云在一起就那么不自在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吗？自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读了不少东西了，许多资料中倒是不乏类似描述。他曾经读过一份文学评论，文章作者认为崔莺莺之类的女子，就像现如今有些歌厅女服务员一样，出身不够清白。
还是换件衣服收拾一下抓紧出门吧，陈超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一副疲态。
二十分钟之后，陈超来到城隍庙市场，发现自己无意间走的还是以前常走的那条路。
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城隍庙本身没什么吸引力。在他们眼里城隍庙只是附近这座市场的名字而已。这是一个主要经营当地小吃和杂货的市场，每到庙会时节就到处是各种小摊。而陈超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小吃，像鸭血汤、小笼包、切糕、三鲜水饺、牛肉面、炸豆腐和酸辣粉什么的……好吃又不贵。在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大家都挣着很少的钱，吃着粗茶淡饭，但依然很快乐。
这里的一切都在发展。豫园附近也建起了高楼大厦。这园子本是古代的私人园林，完全按照中国南方古代艺术风格建造，到处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陈超小时候常常跟随父母去豫园游玩。当时他觉得，去不了有天堂之称的苏杭，来这里体验一把也不错。
穿过豫园，就来到了九曲桥边。顾名思义，这座桥共有九道弯，曲折迂回。桥上站着一对老夫妻，正在向深不见底的池中撒着面包屑，看到陈超走上桥来，他们冲他点了点头。天气很冷，应该不会有鱼浮上来吃食吧，不过这对老人依然在等待。走下九曲桥，就到了著名的南翔小笼包店。
饭店一层的布局似乎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顾客们排着长队等待进店，望眼欲穿地看着厨房的窗户。似乎永不停歇的厨房里，厨师们在长长的木质台桌边熟练地把蟹肉和猪肉馅儿混合在一起。陈超沿着旋转楼梯走上二楼，在这层就餐要花两倍的饭钱，但依然是人声鼎沸。于是他转身上到三楼，在这一层吃饭，一个包子要卖三个包子的价。这里的桌椅都是老式的，不过实际坐上去并不太舒服。这层的人终于少了点。陈超选了一个靠窗的席位坐下，在这个位置能看到不远处的湖水。
一位服务员走过来，为他倒了一杯茶。这时白云从楼梯间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穿一件白色的人造革风衣，脚上是一双高跟鞋。陈超接过她的风衣，发现她里面穿了一件改良款的露背旗袍，完美地勾勒出了她的曲线。圣人的一句话立刻浮现在陈超的脑海中——女为悦己者容。
“刚才你走过来的样子，还真挺像早晨天空中的白云呢。”陈超说着，点了四笼蟹肉小笼包。服务员写菜单的时候偷偷瞄了坐在旁边的白云一眼。
“陈大探长今天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