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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幽囚於悍母，一迫胁於乱臣，皆国家至不幸之事，称为《卓异》，可谓无识之尤矣。又《读书志》称所载凡二十七事，今检其标目，仅有二十六条。或佚其一，或中宗、昭宗误合两事为一事，均未可知也。
△《春秋列国诸臣传》·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当撰。当字子思，眉山人。元祐中，苏轼以贤良方正荐。廷对策入四等，调龙游县尉。蔡京知成都，举为学官，不就。及京为相，遂不仕。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尝举进士不中，退居田野，叹曰“士之居世，苟不见用，必见其言”，遂著《列国名臣传》五十卷。则此书其未仕时作也。所传凡一百九十人，各以《赞》附於后。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议论纯正，文词简古，於经义多所发明。
今核其书，如谓鲁哀公如讨陈恒，即诸侯可得之类，持论不免踳驳，殊非圣人之本意。史称当博览古人，惟取王佐大略。盖其学颇讲作用，故其说云然。然其编次时世，前后证引《国语》、《史记》等书，补《左传》阙略，该备无遗，於经传则实有补。《宋史·艺文志》载是书作五十一卷，本传则作五十卷，均与此本不合。殆“三”、“五”字形相近，传写误欤。《玉海》又载当同时有长乐郑昂字尚明者，亦作《春秋臣传》三十卷，以人类事，凡二百十五人，附名者又三十九人。《宋志》亦著於录。与此书同名，但无“列国”字。后人传录此书，或省文亦题《春秋臣传》，溷昂书矣。今仍以旧名标题，俾有别焉。
△《廉吏传》·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费枢撰。枢字伯枢，成都人。《自序》题宣和乙巳，盖作於宋徽宗末年。
前有《辛次膺序》，称其以艺学中高第。其仕履始末则无考也。是书《书录解题》作十卷，此本只分上下二卷，与旧目不符。然断自列国，讫於隋唐，凡百十有四人，与陈振孙所记人数相合。则卷数有所合并，文字无所删薙也。大旨以风厉廉隅为主，故但能谨饬簠簋，即略其他事，节录一长。每传各系以论断。如华歆、褚渊之属，皆极为扬榷，褒贬或偶失谨严。如史称盖宽饶深刻喜陷害人，枢既病其太清介，不能容物。库狄士文史亦称其深文陷害，枢又惜其公正受祸。持论亦自相矛盾。然如载公孙弘并著其忌贤之谋，载牛僧孺亦书其朋党之罪。综核大致，其议论去取，犹可谓不谀不隐者矣。
△《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也。考刘一清《钱塘遗事》，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是科为绍兴戊辰，南渡后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
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阙，《录》内仅存一人。首载前一年御笔手诏，次载策问及执事官姓名，又次载进士榜名，末乃载诸进士字号乡贯三代。后又有《附录》，记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状元王佐等三人对策之语，亦载其略。皆附会和议甚力，不知何人所记。疑宋元间相率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亘古长留，足以搘拄纲常，振兴风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之家亦自相传录，得以至今。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重刻於紫阳书院，改名曰《朱子同年录》。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
△《伊雒渊源录》·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乾道癸巳，记周子以下及程子交游门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表见，甚若邢恕之反相挤害者，亦具录其名氏，以备考。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於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以下，剿入当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是直以伊雒为市矣。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家，非诗礼之罪也。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
△《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八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前集》、《后集》并朱子撰。《续集》、《别集》、《外集》李幼武所补编。幼武字士英，庐陵人。据其《续集序文》，盖理宗时所作。其始末则未详。
观其《外集》所录皆道学宗派，则亦讲学家矣。赵希弁《读书附志》载此书七十二卷。今合五集计之，实七十五卷。殆传刻者误以“五”为“二”欤。朱子《自序》，谓读近代文集及纪传之书，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掇取其要，聚为此书。乃编中所录如赵普之阴险，王安石之坚僻，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莫详其旨。明《杨以任序》，谓是书各胪其实，亦《春秋》劝惩之旨，非必专以取法。又解“名臣”之义，以为名以藏伪，有败有不败者。其置词颇巧。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考吕祖谦《东莱集》，有《与汪尚书书》曰：近建宁刻一书，名《五朝名臣言行录》（案祖谦所见乃《前集》，故但称“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编，其间当考订处颇多。近亦往问元晦，未报。不知曾过目否？
《晦庵集》中亦有《与祖谦书》曰：“《名臣言行录》一书，亦当时草草为之。
其间自知尚多谬误，编次亦无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为订正，示及为幸”云云。
则是书瑕瑜互见，朱子原不自讳。讲学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转非朱子之意矣。又叶盛《水东日记》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仪赵崇硂引云，其外孙李幼武所辑。
且云朱子所编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编则南渡中兴之后四朝诸名臣也。今观《后集》一卷有李纲，二卷有吕颐浩，三卷有张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录》中。又阙残脱版甚多。颇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盖朱子纂辑本意，非为广闻见，期有补於世教，而深以虚浮怪诞之说为非。今其间吕夷简非正人，而记翦髭赐药之详；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臀怀金之耻；苏子瞻苏木私盐等事亦无甚关系；若此者盖不一也。李居安所谓翦截纂要，岂是之谓欤。尝见章副使绘有此书，巾箱小本。又闻叔简尚宝家有宋末庐陵锺尧俞所编《言行类编举要》十六卷《前后集》。尚俟借观，以祛所惑云云。则盛於此书亦颇有所疑。顾就其所录观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幼武所补，大抵亦步亦趋，无甚出入，其所去取，不足以为重轻。以原本附骥而行，今亦姑并存之，备考核焉。
△《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杜大珪编。大珪，眉州人。其仕履不可考。自署称进士，而《序》作於绍熙甲寅，则光宗时人矣。墓碑最盛於东汉，别传则盛於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及。故讲史学者恒资考证焉。由唐及宋，撰述弥繁。虽其间韩愈载笔，不乏谀言；李蘩摛词，亦多诬说，而其议论之同异，迁转之次序，拜罢之岁月，则较史家为得真。故李焘作《续通鉴长编》，李心传作《系年要录》，往往采用，盖以此也。
顾石本不尽拓摹，文集又皆散见，互考为难。大珪乃搜合诸篇，共为三集。上集凡二十七卷，中集凡五十五卷，下集凡二十五卷。起自建隆、乾德，讫於建炎、绍兴。大约随得随编，不甚拘时代体制。要其梗概，则上集神道碑，中集志铭、行状，下集别传为多。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於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於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於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
△《钱塘先贤传赞》·一卷（浙江郑大节家藏本）
宋袁韶撰。韶字彦纯，庆元人，淳熙十三年进士，授吴江丞。历参知政事，赠太师、越国公，事迹具《宋史》本传。韶尝知临安府，请於朝，建许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为之《传赞》，事在宝庆丙戌。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毁。至正二年，有吕渊者，复其祠，重鋟传赞。后二年丙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班惟志叙而行之。是编犹元时旧刻。所纪录者虽止及一乡之耆旧，其中郎简、谢绛等十馀人，又俱见於正史。然是书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实多所综核。
如《东都事略·谢绛传》，称阳夏人，是书称富阳人。考《宋史》本传，谓其先阳夏人，祖懿文，为杭州盐官令，葬富阳，遂为富阳人，则是书较为得实。又《东都事略》绛本传，不载绛判吏部流内铨及太常礼院，亦不载覈吏部官职田及使契丹事，此书详之。又是书《钱彦远传赞》，载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许怀德高年未谢事，彦远上疏极论之。又言杨景宗、郭永祐小人，宜废不用，而《东都事略》彦远本传不载。又《钱藻传赞》，载藻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神宗知其贫，特赙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而《东都事略》藻本传不载。又《钱勰传赞》，载王安石许用以御史，勰辞谢，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又载奉使高丽，却岛王金银器事，而《东都事略》勰本传不载。《沈遘传赞》，载知开封府后迁右谏议大夫，丁母忧，上赐黄金百两，居丧，日一食，既葬，庐墓侧以卒，而《东都事略》遘本传不载。凡此多得之故老流传，颇为详赡。修正史者因采以入传，故与《宋史》颇相吻合，《传赞》亦古雅可诵，固非后来地志家夸饰附会之比也。
△《庆元党禁》·一卷（永乐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宋史·艺文志》亦不著录。惟见《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