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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曰：“其后有刘累扰龙。”应劭曰：“扰音柔。”故《五帝本纪》又曰：“扰而毅。”徐广曰：“扰一作柔。”则扰柔字通。《仓公列传》曰：“臣意胗其脉曰迵风。”。《注》曰：“迵音洞，言洞入四肢。”
《汉书·地理志》曰：“都庞”。应劭曰：“庞音龙。”师古曰：“音龚。”
《扬雄传》曰：“奋六经以摅颂。”师古曰：“颂读若容。”《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曰：“《诗》云：‘受小共大共，为下国恂蒙。’”《注》曰：“今《诗》为骏庞。”《五帝德篇》曰：“鸟兽昆虫。”考《说文》以“虫”为“虺”，然汉代碑刻即用“虫”为“蟲”，则虫、蟲通。此书原本、续本均未举及，则采摭之未备也。又如原本於“蜂门”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亦作“蜂门”，乃不注。续本於虋冬、满冬、门冬引《尔雅注》，而《山海经》曰：“其草多芍药、虋冬”，乃不注。又引《广雅》“膺匈”二字谓匈、胸通，而《管子·内政篇》曰：“平正擅匈”，《注》曰：“和气独擅匈中，亦古胸字”，乃亦不注。则训释之未详也。他如圜锺、函锺是黄钟、林钟别名，非黄通为圜，林通为函。其“浸卢维”读作“卢灉”，恐亦郑玄之改字，未可尽概以古音。乃一例定为通用，未免附会。然大势徵引赅洽，足资考证。古字之见於载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学之本善矣。
△《俗书刊误》·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录。是书第一卷至第四卷类分四声，刊正讹字。若之非，容不从谷是也。第五卷考字义，若赤之通尺，鼬之同犹是也。第六卷考骈字，若句娄之不当作岣嵝、辟历之不当作霹雳是也。第七卷考字始，若对之改口从士本於汉文、叠之改晶从畾本於新莽是也。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异，若庖犠之为炮羲、神农之为神由是也。第十卷考字同音异，若敦有九音、苴凡两读是也。第十一卷考俗用杂字，若山岐曰岔、水岐曰汊是也。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若禾之与禾、支之与攴是也。其辨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愈於拘泥篆文，不分字体者多矣。
△《字孪》·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叶秉敬撰。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寻移南瑞，未行而卒。秉敬学颇淹通，著书四十馀种。是编取字形似而义殊者，分类诂之，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秉敬自创之体。《凡例》谓孪子眉目发肤虽无别，而伯仲先后弗淆，当察乎子母相生之微，引伸触类。故其说悉根柢《说文》，毫釐辨析。於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该以韵语，便於记诵，亦小学之津筏也。其书为杭人潘之淙所刻，前有《篆体辨诀》一篇，乃以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之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以其与此书可互相参究，故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於六书。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谓抽字不当从由、咽字不当从因，已显与《说文》相背。甚且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内从干，均极讹误；至勇本从甬，而云角力为勇；稷古文省作畟，而云与槐柳同：此类尤为乖舛。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今姑从原本录之，而纠正其失於此，庶不疑误后学焉。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小学存於今者，惟《说文》、《玉篇》为最旧。《说文》体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亦难检阅。《类篇》以下诸书，则惟好古者藏弆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然《字汇》疏舛，《正字通》尤为芜杂，均不足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乃谕大学士陈廷敬等删繁补漏，辨疑订讹，勒为此书。仍两家旧目，以十二辰纪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殿以《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之字，以画之多寡为序，部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则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之音。《唐韵》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铉校《说文》所用即《唐韵》之翻切也。次训释其义，次列别音、别义，次列古音。均引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即附於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於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於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於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其《补遗》一卷，收稍僻之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盖拘泥古义者，自《说文》九千字外，皆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瘉，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於事理难通，固为不可。若夫孙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识，傅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君卷》字，皆考之古而无徵，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者矣。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於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於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於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
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
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
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於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於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於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於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
度其所载，亦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於讹漏。
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