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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乐书》·十九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李文察撰。文察里贯未详。嘉靖十七年官辽州同知时，表进此书於朝，诏授太常寺典簿。其书凡《古乐筌蹄》九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青宫乐调》三卷、《典乐要论》三卷、《乐记补说》一卷、《四圣图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学，具见於《古学筌蹄》。大旨本《史记·律书》与《周官·大司乐职》文而自为之说。《律书》生钟术，“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为上。尺取九寸，寸取九分，去十而存九之谓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数皆自酉而定。盖酉为寸法，其位当乎十也。商八，太蔟为商，居寅，自寅数酉当八。羽七，南吕为羽，居酉，酉冲在卯，自卯数酉当七。角六，姑洗为角，居辰，自辰数酉当六。宫五，黄钟为宫，居子，自子数酉当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钟为徵，居未，未冲在丑，自丑数酉当九。”今以其言考之，酉为寸法而位居十，已与上九之义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数，羽酉、徵未皆取冲位，虽可以六阳当位，自得六阴，则居其冲解之，而自宫子至酉实为十数，不得云宫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强牵合，莫此为甚。《六十调图》，率以羽声起调。如黄钟宫起南吕，黄钟徵起姑洗，黄钟商起应钟，黄钟羽起蕤宾，黄钟角起大吕之类，皆以羽声数至黄钟而止，以合宫五、徵九、商八、羽七、角六之数。今以黄钟言之，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七律即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一均之数。黄钟为宫，则七律自蕤宾止矣。文察不用黄钟、林钟、太蔟三律，而以其南吕羽起调。至蕤宾以下，乃取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六律继之，共得十声，而合宫五之数。大吕、夷则等律於黄钟宫不相干涉，而第十声之黄钟亦非黄钟为宫之原律。至黄钟徵调，林钟为宫，七律以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为次。文察不用林钟、太蔟、南吕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调。至大吕下，取夷则、夹钟、无射、仲吕、黄钟五律继之，共得九声，以合徵九之数。其谬与黄钟宫同。而更有甚者，黄钟宫虽不用黄钟本律，而有第十声之变律，犹可言也。黄钟徵调以林钟徵为宫，今弃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黄钟九声并无林钟之律得命之为宫，而仍名之为黄钟徵，是名实错乱也。《大司乐》三大祀乐天神之乐，文察以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顺行为十奏之次。大吕、蕤宾、应钟、姑洗、南吕、太蔟、林钟、黄钟、仲吕、无射逆行为十歌之次。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为六变之次。六变之乐夹钟为宫，则黄钟为羽，起声在羽之羽，则为南吕。故一变姑洗，至六变仍得夹钟，合南吕六变数之，则羽七也。夫《经》文明言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文察因其不合，则云黄钟乃夹钟羽，在第九奏，为夷则之角；太蔟乃夹钟变宫，在第二奏，为林钟之徵；至姑洗为羽，万不得通，乃云姑洗在夹钟前一位，乃黄钟之角；黄钟乃夹钟之羽，其气相关，在第三奏，为林钟之羽。夫六十调八十四声旋宫之法，每一律皆含五声二变，特以宫调不同，某律之为某声，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仍不可通，亦徒为好异而已矣。其《律吕新书补注》、《青宫乐调》、《典乐要论》三书，大旨不出乎此。《乐记补说》，因陈澔之《注》而补之，以发明礼先乐后之，不及於器数。
《四圣图解》上卷四图：一为《伏羲先天卦图》，一为《文王后天卦图》，一为《夏禹九畴图》，一为《箕子洪范图》。下卷四图：一曰《用保圣躬》，二曰《用明圣心》，三曰《用一圣动》，四曰《用直圣政》，更一字不及於乐。据其《自序》，欲以德政为作乐之本也。然当世宗玄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说称“老彭得之以养身”云云，毋亦欲希时好乎？
△《雅乐考》·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韦焕撰。焕，常熟人。嘉靖中官福建仙游县教谕。是书杂引前代论乐之事，钞撮成编。前三卷题曰《经书》，皆引《六经》言乐之文，《论语》、《孟子》亦皆详载。而《左传》惟引“初献六羽”、“季札来聘”二条。《仪礼》则不录一字。四卷题曰《诸子》，自太公《六韬》以至《庄子》、《列子》皆取一二条。
五卷为《五声》，六卷、七卷为《六律》，八卷、九卷为《律制》，十卷至十二卷为《八音》，十三卷至十六卷为《乐制》，皆剽剟习见之言。十七卷至末皆明之乐章，并教坊曲令亦载焉。全书无所发明，惟“六羽”条下称祀孔子当增武舞耳。
△《律吕正声》·六十卷（内府藏本）
明王邦直撰。邦直字子鱼，即墨人。李维桢《序》以为曾官盐山县县丞。林增志《序》则以为铅山县县丞。二《序》同时，自相矛盾。考《明世宗实录》，实作盐山，则增志《序》误也。其书以卦气定律吕，推步准之《太玄经》，分寸准之《吕览》，故大旨主李文利黄钟三寸九分之说，而独斜其律，以左律为右律。
又以三分损一、隔八相生截然两法，而力辨古来牵合为一之非。援引浩繁，其说甚辨。自汉司马迁至明韩邦奇诸家，皆有节取，而无一家当其意。盖邦直当嘉靖间上书论时政，坐是闲废，闭户二十年乃成此书。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万历甲午诏修国史，翰林周如砥尝上其书於史馆，盖亦笃志研思之作也。然维祯《序》述其欲比孔子自卫反鲁，使《雅》、《颂》得所；邦直《自序》亦称千载之谬可革，往圣之绝学不患於无继：则未免过夸矣。
△《律吕正论》·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载堉撰。是书扫除古法，自生新意。谓《史记》称黄钟八寸十分一，乃约十分为寸；《管子》称九九以是生黄钟，乃约九分为寸；自京房、刘歆始以九寸为九十分，以空围相乘得八百一十分，宋蔡元定祖之：其说皆谬。因创为纵黍、斜黍、横黍三等尺图，谓元定误以斜黍之积为横黍之积，故诸律尺度皆谬。
於是每律长短皆列三等新法，以纠其失。又以密术推内外周径、面幂及积实，而终之以《琴律图谱》。大抵皆掊击前人之说也。以载堉所撰《律吕精义》与是书相考，是书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则载大吕横黍律长九寸四分三厘八毫七丝四忽三微一纤；是书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载太蔟横黍律长八寸九分一厘八毫九丝八忽七微一纤；是书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九毫，而《律吕精义》夹钟横黍律长八寸四分一厘八毫九丝六忽四微一纤。其馀丝忽以下，收零作整者甚多。盖此书为载堉草创之本，而《律吕精义》后出，其算术与年俱进，故得数不同也。
△《律吕质疑辨惑》（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曰“句曲山人伯勤甫撰”。伯勤者，明郑世子载堉字也。书中有云：“《律吕精义》内篇备载各律内外周径、面幂、积实乘除算术已详。今恐文烦，故不细解，只将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径数开如左。”盖载堉既为《律吕精义》，又为此书以约其义也。其说谓前《汉志》度本起於黄钟之长，黄钟之长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后成尺，则不可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矣。故全书俱从黄钟长一尺立算，与所谓《律吕精义》及《正论》互相阐发。《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未之见。今钞本附於《律吕正论》之后，而以王所用《律吕正论序》冠於卷端，则二书一时，传写装潢者误移也。
△《乐经以俟录》（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编首以十二律衍为十二月令，摹仿《礼记》之文，颇为芜杂。其解“用宫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为“凡乐调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谓之宫，次二谓之商，次三谓之角，次四谓之徵，次五谓之羽，则五乃羽位，非宫与商之位。因下宫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以宫逐羽，而宫下间一之阳律即是角，故曰《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间一之阴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宫”之名见《国语》伶州鸠所论七律，“下商”之名则亘古未闻，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为清宫、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调之数少，宫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正宫；宫调之数少，而商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下宫。
其法以宫与商相较，商与角相较，角与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调之末，更无他调相较以知其孰为正羽，孰为清羽。然宫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较，羽调独不可与宫相较乎？且古人有少羽、缪羽、清羽诸说，《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声，遂谓羽无清调，误矣。又论蔡元定《旋相为宫图》黄律虽在黄钟宫调之首，而黄律不在黄钟羽调之末，不得谓之以黄钟起调毕曲。按乐律始终，条理出於自然。起调毕曲必用本律，本属臆度。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吕解注》·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邓文宪撰。文宪号念斋，新会人。官晋江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癸未，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於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於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
△《乐经集注》·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有《礼经集注》，已著录。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今以所述二十官之义证之《注》、《疏》，多相符合。惟《大司乐》一官序乐制最详，而文亦最奥。郑注圜钟为宫以下文，谓天宫夹钟阴声，其相生从阳数，其阳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地宫，又不用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其林钟为宫，黄钟为宫，相生之例亦然。其义颇奥，故宋元人多不从。
是书於此类要义，多未发明，而徒事牵衍文句，盖亦无足深取矣。
△《大乐嘉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字瑜石，江宁人。崇祯中举人，官休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