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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笔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胜。迨学问渐粹，意气渐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复回护其前说。此造诣之浅深，月异而岁不同者也。然则此一百一十八条者，特一时各抒所见，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为栻病。且二十三条之外，栻不复改，朱子亦不复争，当必有涣然冰释，始异而终同者。更不必执文集旧稿，以朱子之说相难矣。
△《癸巳孟子说》·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张栻撰。是书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义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称：“岁在戊子，缀所见为《孟子说》。明年冬，会有严陵之命，未及终篇。
辛卯岁自都司罢归，秋冬行大江中，读旧说，多不满意，从而删正之。还抵故庐，又二载，始克缮写。”盖其由左司员外郎出知严州，退而家居时作也。栻之出也，以谏除张说为执政，故是编於“臧仓沮孟子”及“王驩为辅行”两章，皆微有寄托於时事。至於解“交邻”章云：“所谓畏天者，亦岂但事大国而无所为也，盖未尝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启王业者，太王也。养民训兵、卒殄寇雠者，句践也。末及周平王，惟不怒骊山之事，故东周卒以不振。”其辞感愤，亦为南渡而发。然皆推阐经义之所有，与胡安国《春秋传》务於借事抒议而多失笔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论语问答》·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是书卷首有宝庆元年许复道《序》，称淳熙丙午、丁未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为此书。朱子尝一见之，以为近道。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与《序》相符。其书诠释义理，持论醇正，而考据间有疏舛。如解“缁衣羔裘”节，先加明衣亲身，次加中衣，冬则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说本於崔灵恩，不为无据。然《诗·羔裘篇》孔《疏》谓：“《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又云：“以帛裹布非礼也。”郑《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
若皮弁之下即以锦衣为裼，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盖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节，谓《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不必依郑《注》改“端”为“冕”，盖称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说亦据《乐记》“端冕而听古乐”郑《注》“端为玄衣”、孔《疏》“端为玄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称端也”。然《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与下文“玄端而居”对举见异，故朝日玄冕即不得通称玄端。此郑所以决冕之误为端，溪亦失考也。然训诂、义理，说经者向别两家。各有所长，未可偏废。溪能研究经意，阐发微言，於学者不为无补，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绳矣。
△《蒙斋中庸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广微，鄞县人。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权兵部尚书。谥正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见传本，殆已亡佚。此书散见《永乐大典》中，而史志顾未之及。惟朱彝尊《经义考》有甫所撰《中庸详说》二卷，注云“已佚”，或即是书之别名欤？其书备列《经》文，逐节训解。盖平日录以授门弟子者。中间委曲推阐，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则出於陆九渊，故立说多与九渊相合。如讲“语大语小”一节云：“包罗天地，该括事物，天下不能载者，惟君子能载之，而天下又何以载？幽通鬼神，微入毫发，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语录》所云“天下莫能载者，道大无外，若能载，则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纤悉微末，未尝与道相离”之说也。其讲“自诚明”一节云：“诚不可传，可传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诚外也。”此即《象山语录》所云“诚则明，明则诚，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说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虽主持过当，或不免惝恍无归，要其心得之处，未尝不自成一家。谨依《经》排辑，釐为四卷，以存金溪之学派。至其甚谬於理者，则於书中别加案语，考正其误，以杜狂禅恣肆之渐焉。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中词科。绍定中拜参知政事，进资政殿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卒谥文忠。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此书惟《大学》一卷、《中庸》一卷为德秀所手定。《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行，称“宝庆三年八月丁卯，后学真德秀编於学易斋”者，其成书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称《大学》、《中庸》，而云《论语、孟子集注》虽已点校，《集编》则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宁九年”。宋无此年号，今改正）刘才之《序》始称“西山所编《中庸》、《大学》，惟《论》、《孟》二书阙焉。扣之庭闻，则云已经点校，但未编辑。是《论》、《孟》固未尝无成书。一旦论诸堂上，学正刘朴谿承谓《读书记》中所载《论》、《孟》处，与今所刊《中庸》、《大学》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义》等书，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汇集成书，凡五阅月而帙就，又五阅月而刊成”云云，是《论语》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刘承以德秀遗书补辑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注》虽参取旧文，而亦多与先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或问》、《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是编博采朱子之说以相发明，复间附己见以折衷讹异。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称有铨择刊润之功，殆非虚语。赵顺孙《四书纂疏》备列德秀所著诸书，而不载其目。盖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顺孙未之见也。自是以后，踵而作者汗牛充栋，然其学皆不及德秀，故其书亦终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觉，号觉轩，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赵顺孙《四书纂疏》载模所著有《大学演说》、《论语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书存。据卷末抗《后序》，称沈书以《论语·孟子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第往复问答语，如朱子所谓蒐辑杂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於语脉分明，宗旨端的。
未及编次而卒。模乃与抗商榷以成此书，皆备列朱子《集注》原文，而发明其义，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贾、孔诸《疏》循文阐衍，章句不遗。此则或佐证注义，或旁推馀意，不尽一一比附。又谨守一家之说，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诸说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订。惟“不得於言”一条致疑於《语录》、《集注》之不同，以为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条引《语录》谓《注》中“义”字当改“经”字而已。又“是乃仁术”一条，《集注》以“术”为法之巧，模则引蔡氏之说曰：“《乐记注》：术，所由也。”又曰：“术，犹道也。此言仁术，恐是仁心所发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条，《集注》以简洁为两河，模则引《尔雅》九河以简洁为一，谓《书传》与《集注》少异，《书传》实经先师晚年所订正，当以为定（案朱子订正《书传》，仅及《大禹谟》之半。此模委曲回护之言不足为据）。又“仁之端也”，《集注》训“端”为绪，蔡元定则训“端”为尾，亦两存之。盖他说与师说异，则舍他说从师说；师说与祖父说异，则又不得不舍师说以从祖父之说。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称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脱稿，其简汰颇为不苟。故所取甚约，而大义已皆赅括，迥异后来钞撮朱子之说，务以繁富相尚者。亦可知其渊源有自，知之确，故择之精矣。
△《论语集说》·十卷（内府藏本）
宋蔡节撰。节，永嘉人。始末未详。惟书首淳祐五年《进表》结衔称“朝散郎、试太府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学掾姜文龙《跋》，即进书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於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於末，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曰“集”。或附己说於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於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子之说已行，故大旨率从《集注》。
其间偶有异同者，如“贤贤易色”谓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攻乎异端”谓攻为攻击、害为反贻吾道之害（案此郑汝谐之说）；“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谓知鲁之僣禘则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难治；“无所取材”谓无所取桴材（案此郑玄之说）；“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谓美色尚不足以免祸、惟口才乃可免，“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谓韶本揖逊之乐、今乃至於齐国（案此亦郑汝谐之说）；“五十以学易”谓夫子是时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乡童子”一章不作错简；“不至於穀”谓三年不能至於善，则所学已难乎有得；“没阶趋进”谓“进疑作退”；“虽疏食菜羹瓜祭”谓瓜为如字，以祭字属下句；“三嗅而作”谓“嗅”疑作“叹”（案此徐积之说），“冉有退朝”谓朝为从季氏至鲁君之朝；“不恒其德”
一节谓别为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谓为子路之言；“有马者借人乘之”
谓即史之阙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连上为一章（案此郑汝谐、钱时二家之说）；“太师挚适齐”一章谓鲁君荒於女乐，故乐官散去。其中惟“太师挚”一章可备一说，馀皆牵强穿凿。盖朱子於注《易》、注《诗》，诚不免有所遗议。至於《论语集注》，则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说较他家为确，务与立异，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过此数条，其馀则皆诠释简明，词约理该，终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举进士第三，仕至军器少监，国子司业。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以终。立武官抚州时校文，举吴澄充贡士，故澄志其墓，自称曰门人。又称立武官秘省时，阅官书，爱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门，新喻谢尚书仕夷陵，尝传其学。将由谢溯程以嗣其传，故言《大学》、《中庸》等书间与世所崇尚者异义。盖《中庸》之学传自程子，后诸弟子各述师说，门径遂岐。游酢、杨时之说为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说》以中为性、以庸为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论。立武《中庸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