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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胶固。其以窜乱归之刘歆，盖因林栗谓《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词，尤无佐证。未免务为高论，仍蹈明人臆揣之习，所谓画蛇添足者也。故惟录此编，而《左传镌》则别存其目焉。
△《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陆粲撰。前有《自序》，谓胡氏说《经》，或失於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论之。大旨主於信《经》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将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曰：“《春秋》褒善贬恶，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谓圣人为之乎？”其抉摘说《经》之弊，皆洞中症结。其例皆先列胡《传》於前，而以己说纠正於后。如以《春秋》始於隐公，独取欧阳氏之说，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於“纪履緰来逆女”，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之说。於“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以为声姜、敬嬴、穆姜皆称妇，以文、宣、成皆有母称妇，以别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於“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以为鲁及齐平而归田，不必以夹谷之会悉归功於孔子，三《传》、《家语》及《史记》皆未足据，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如此者凡六十馀条，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於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
惟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辨，乃推阐无馀。虽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鲜也。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云“未见”。此本只上、下二卷，实无所阙佚。殆彝尊考之未审欤？
△《春秋明志录》·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熊过撰。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著录。其注《周易》，颇不主先儒旧说。此书亦多自出新意，辨驳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俱有所纠正，而攻《左传》者尤甚。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非桓公迁之；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卫；以晋人执虞公为存於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执以归；以甯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文公未尝杀子圉；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甯氏党；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无负斧钺徇军事：俱不免凿空立说。又如以郭公为鸟名，谓如螟蜮之类，书以纪异；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归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断。
大抵务黜三《传》，如程端学。端学不过疑《传》，过乃至意造事迹，其弊更甚於端学。然端学多缴绕拘牵，格格然不能自达。过则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卓尔康《春秋辨义》谓其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语固不诬。故今纠其废《传》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没其所长焉。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高拱撰。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之作，盖以宋以来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欲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经》意，以订其谬。首论《春秋》乃明天子之义，非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次论托之鲁史者以其尚存《周礼》，非以其周公之后而假之。次论王不称天乃偶然异文，滕侯称子乃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
次论齐人归郓、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次论《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岁，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馀诸家之纷纷皆由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之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迥出诸儒之上矣。
△《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是编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注曰“未见”。此本凡《辑传》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盖彝尊偶误。又《凡例》二卷今实附刻书中，彝尊亦偶未检也。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犹为醇正。其《凡例》则比类推求，不涉穿凿，较他家特为明简。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於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失笔削之微旨。樵作此书，差为笃实。其在当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学者矣。
△《春秋亿》·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学谟撰。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是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曰《外编》。盖其全集之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诠义。
盖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圣人所笔削。
一扫《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实胜宋元诸儒之穿凿。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者矣。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姜宝撰。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俱载是书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有所阙佚，疑或别有附录而佚之欤？其大旨虽以胡《传》为本，而亦颇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亦胥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皆无以甚异於诸家。惟向来说《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皆谓孔子有意贬绝。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於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於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谓阐笔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虽颇近科举之学，不以害其宏旨也。
△《春秋胡传考误》·一卷（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宋胡安国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
其意则忠，而於《经》未必尽合。其说良是。至谓安国之《传》非全书，则不尽然。安国是编，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岂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国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旧史阙文；齐仲孙来之非贬；召陵之役，齐桓不得为王德，管仲不得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谦；晋卓子立已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壻；鼹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正月书襄公在楚，非以存鲁君之名；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左传》“莒展舆事以攻”当为“已攻”，齐豹非求名不得；归郓、讙、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会防”一条，义不系於胡《传》；“蔡桓侯”一条，谓葬以侯礼：亦以意为之，别无显证。石之纷如本非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例见《经》。仁一概排之，则吹求太甚矣。
△《左传属事》·二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傅逊撰。逊字士凯，太仓人。尝游归有光之门。困顿场屋，晚岁乃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是书发端於其友王执礼，而逊续成之。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
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时亦纠正焉。逊尝自云：“《传》中文义颇竭思虑，特於地理殊多遗憾，恨不获遍蒐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
其用心深至，推让古人，胜於文人相轻者多矣。
△《左氏释》·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冯时可撰。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政。事迹附见《明史·冯恩传》。此书皆发明《左传》训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谓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无祈，有省而无禳，用鼓已末，何况於攻？董仲舒、杜预之说皆误。考《周礼·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说。”郑康成《注》谓攻、说则以辞责之，如其鸣鼓。然则攻固六祈之一矣。时可所言，殊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皆谓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时可则引王肃《家语注》云：“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盖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於用。则胜《注》、《疏》说多矣。盖虽间有臆断，而精核者多，固赵汸《补注》之亚也。此书旧与《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标曰《元敏天池集》。意当时编入集内，故钞本尚袭旧题。今惟录此编，而所谓《讨》与《论》者则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於《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辨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於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