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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初级的恢复活动，准备通过一项严格的归队测验。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克拉尔警长。
“玛乔莉·卡瓦拉本子上那些人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都没有犯罪记录，”克拉尔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所有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的国家都还没有关于这些人的消息报来。我在这儿见到了那姑娘的父母的两位朋友，他们知道好要来伦敦，但不清楚确切时间，别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了。巴黎方面说，他们那儿那两位也是一样，不过是朋友的朋友，不了解什么情况。”
“尽说些你没搞到的东西，”亨特不耐烦地咆哮。“说你搞到的吧。”
“我刚接到一个从罗马直接打来的电话，关于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人……他也是那姑娘本子上新记的人名中的一个。据那本子上另外的人说，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最后一周中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说那是个严肃文静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约二十四、五岁。他在意大利持的是土耳其护照。但土耳其方面通知罗马说他们没有签发过这本护照。”
亨特咀嚼着这些话，狼似地笑了。“这人如今失踪了。”
“说着了，西蒙。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小时之内他就离开了房间，不知去向了。虽然罗马方面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找不到他的踪迹，他整个儿消失了。”
“就这些？”
“就这些。”
“罗马方面谁负责此案？”
“迪哥·班底利少校。”
“很好，我认识他。谢谢你，伊沃。”亨特放下电话，脑中浮现出一个20几岁俊小伙子的形象，这人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自称为赛利姆。拉莫克，还持有土耳其护照。而在小伙子的背后却露出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是他导演了赛利姆的行动。
亨特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他伸手去取电话，又踌躇地停住，看了看电话旁边的约见记录簿。明天他要同五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安全官员开一个会。如果他取消这个会，便会有麻烦。这些航空公司正在要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由于这些公司都有挺大的政治势力，亨特不可能不因怠慢他们而受到惩罚。只要他如约去见他该见的人，一切按常规办理，即便最后见不到什么实效，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但是，如果他不顾及其工作的政治责任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一旦所获成绩不足以弥补这种擅自行动的错误，他就会被解雇。
亨特不能冒这个险。他需要工作，为了自尊，也为了金钱。两年没工作，加上为贝思所花的巨额医疗费，他已负债累累。查乌兹将他推荐到国务院工作实在是他的运气。要是不识抬举而遭解雇，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遇了。1973年，美国政府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中央情报局已裁员600人，在短期内还要解雇更多的人员。麻醉毒品局的编制缩减得更厉害，都准备并入司法部新成立的药物管理局了。迄今已有40多名麻醉毒品局的便衣警察丢了饭碗。亨特能够想象被国务院除名后的情景：去当一名工业间谍，或在一家大公司的欧洲分部中捧一只保卫工作的饭碗。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知道，在并不严密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网络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每一帮都在为自己那份威望、名声和金钱而卖命。那帮没能炸掉波音747飞机的家伙输红了眼，一定会尽快策划另一桩更大的恐怖活动来挽回其脸面。假如亨特能发现并摧毁这个阴谋，那么他的擅自行动就可以因功而免于追究。
亨特拿起电话，告诉使馆秘书处临时派给他的秘书雷娜。邱莉将明天的会议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然后再给他订一张下一班去罗马的飞机票。
第四章
亨特乘坐的飞机还在飞往罗马的途中时，国际刑警组织向各大区发出的搜寻赛利姆的通电就有了初步反馈。第一大区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哥本哈根，警察在对各旅店进行例行登记检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位叫琼·查伦的女士。她是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上记载的罗马人名中的一个。哥本哈根的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将这个情报电告了在圣克罗德的总部。警长加科按要求将此情报转到了伦敦国际刑警办公室。该办公室又将它传给了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克拉尔警长。
在此之前，克拉尔曾收到罗马方面关于玛乔莉·卡瓦拉本子里那些人的简要报告，其中也包括了琼·查伦太太。报告中说她是美国人，离了婚，过去四年在罗马工作，是位电影经纪人。此妇人38岁，颇有风韵，生意上也相当成功。于是，克拉尔给在哥本哈根的琼·查伦太太打了个电话，解释了他是何人和事情的原委，然后向她打听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的活动和她在那儿接触的人。
“恐怕我没多少东西可告诉你，”琼·查伦太太回答说。“我并不太了解那孩子。事实上我只见过她一次，时间很短，是一位搞艺术的朋友介绍的，我位朋友叫亚瑟。德利西沃。”这个名字在那姑娘的笔记本上也有。突然，克拉尔听到琼·查伦太太的声音变得令人畏惧：“天啊……这是命中注定……我真幸运……”
“对不起查伦太太，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吓了一跳，警长。就在一周前我还订了今早这个航班的机票呢！”
克拉尔尽量使自己的声调正常：“那为什么您又改变主意了呢？”
“原来有一部英国影片要卖给意大利，后来这事吹了。正好哥本哈根又有了一桩生意，我就到这儿来了。”
“是这样。查伦太太，您是否认识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年轻人？”
“是的，我认识赛利姆，还很熟。怎么啦？”
“能否告诉我他有哪些朋友？他们在罗马还是在别的地方？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我所知，他没有工作。我想他是某艺术学校的学生。他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在贝拉玛塔——那是罗马的一家夜总会——遇到他时，他就是孤身一人。他突然过来请我跳舞。他……舞跳得很好。之后……这个，我每次见到赛利姆，他都是独自一人的。”
“查伦太太，”克拉尔提醒她，“我想，您刚才说和他很熟，但您却不认识他的朋友或熟人，而且，您也仅是在数星期前才认识他的。”
“他就是那种人——容易让人很快接近他。有些神秘的样子，但对人相当热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跟他在一起是很愉快的……警长，您问他的事干什么？”
“他不见了，查伦太太。我们想找到他。因为他有企图将爆炸物偷运上飞机的嫌疑。”
“我不相信他会干这种事，”琼·查伦太太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自信。“赛利姆绝对是个有教养的小伙子，他不是凶手。”
“他对您谈过他的政治信仰吗？”
电话里一时没了声音，那个在哥本哈根的女人显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绝对没有。就只是……个人的事情。但他决不是放炸弹的人，警长，赛利姆不是那种人，相信我。”
“就算不是，我们也得找到他，请他解释一下突然失踪的原因，并告诉我们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时的情况。”
“赛利姆怎么会知道她的事呢？”
“他俩成了情人，查伦太太。您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周中他们就住在一起。”
电话里又没声了。然后听琼·查伦太太轻轻说到：“这个狗东西……怪不得，我把他介绍给玛乔莉后他就没再来过。”
“是您介绍他俩认识的？”
“两星期前，还是在贝拉玛塔夜总会，我遇到他那个地方。那是我第二次见到她，这个我已告诉过您了。”琼·查伦苦笑了一声。“然后，真见鬼……碰巧……”
“查伦太太，”克拉尔谨慎地说，“有可能这个小伙子原想利用您把炸弹带上那架飞往伦敦的飞机，在知道你改变计划后，就把目标转向了玛乔莉·卡瓦拉。”
“我仍不相信这个，警长。他可能是个流氓，但还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
“但尽快找到他还是绝对必要的。假如他是清白的，那我们就好再去搜寻真正的凶手。如果是他，就得防止他和他的同伙再去杀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在助于寻找他的线索太少。对他模样的描述适合成千上万的俊小伙子。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可以……”
“他身上有一个……”琼·查伦突然插进来，“与别人不同之处。”她踌躇了一下。“但那不是一般人通常能看见的。我是说……”她又犹豫起来。
“那是什么？”克拉尔催她说下去。
她神经质地笑起来。“见鬼，警长。有些让人发窘，不应该这样，我知道的。你说话的口气也太……唉，你们英国人。
克拉尔叹了口气。“我还不是那么英国化，查伦太太。我父母是俄国移民。”
她又笑起来，显得轻松多了。“好吧。赛利姆左边臀部上有个伤疤，相当大。他说那是在一次撞车事件中留下的。那伤疤看起来有些古怪——整个儿就是一个字母”y‘。“
在伦敦和罗马两方面的要求下，加科警长又从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向七个大区发了一份专电，电文描述了赛利姆的年龄，身高，模样——以及他左边臀部的特别标记：“y”形伤疤。加科在电文前面缀上“xd……sopef……dudol……”的密码。这些密码译出来就是：“火急……请电告你们掌握或能获得的有关此人的全部情况。如有可能，请附上他的照片和指纹以及罪案记录。如果对他进行通辑，是否要求引渡，有何条件……”
“如在欧洲发现此人，请拘留他。如在其它国家发现他，则请监视他的去向和行动。”
亨特飞到罗马，赶上与迪哥·班底利少校共进晚餐，其时已是晚上10点半了。在这个城市，3小时午睡的习惯被认真地遵守着，各办公机构从下午四点再度办公，直到晚上8点半或9点才下班。利奥纳多。达。芬奇机场的爆炸事件和后来搜寻赛利姆的工作使班底利少校忙得没能睡成午觉。但他看上去仍劲头十足，再干几个小时也没问题。工作最辛苦的时候，亦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工作能给他瘦削的身躯中注入一种神秘的潜能，能松弛他紧绷的面孔，给他温和忧郁的眼中增添活力。
迪哥·班底利在公共安全局性格外向的同事们眼中是一个怪人。在非执行公务的时候，他这人特别害羞，尤其是在女人面前。女人要是越漂亮，对他越好，他就越是往后缩。但他确是一个有脑子，能干细心的警官。大约在四年前，亨特曾为一件伪造案与他共事达三个月。他还认识班底利的妻子：一个漂亮、自信但毫无成就的荷兰籍电影演员。她在碰到班底利的第一个小时内就俘虏了他，当晚就以让人理解的坚决态度将他拎上了她的床，跟着在一个月后又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与他成了婚。每当她外出，去某部电影中扮演一个难得的小角色时，班底利打发业作时间的方法总是：操一册好书怡然自得地独自呆在家中。
班底利在他最钟爱的一家餐馆的外平台上请亨特吃一顿丰盛的海鲜。从平台栏杆较低的那面，传来汽车喇叭相互威胁的鸣叫声；未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发出挑战似的咆哮，在车流缝隙中钻行绕着波波罗广场乱开。迪哥·班底利对这种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