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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领事馆太小，只有一间盥洗室，因此便挂了一块能两面使用的牌子。亨特靠在油印室旁边的墙上等着，竭力让自己心中什么也不想。他的脑子被这一天的各种不顺心的事和毫无所获搞得乱糟糟的。他想清醒一下，消除因毫无进展而气馁的心绪，以便再战。
一个负责护照申请的漂亮女职员从盥洗室出来。她向亨特投以一个发窘的微笑，伸手翻过牌子上写有“男”字的一面，然后匆匆走入了左边的签证办公室。亨特进入镶铺着白瓷砖的盥洗室，拧开木制厕所间旁边唯一的水池上的凉水龙头。他弯下腰，把大手掌放在水里冲着，直到它们变得凉爽。然后他用手往脸上，头上浇水。
他直起腰来，满头滴水，觉得清爽多了。他用一块上面印有“美国政府公共财产”字样的毛巾擦干头、脸，然后出了盥洗室，上了二楼。
让亨特使用的房间中大部分地方都堆满了档案柜，里面装的都是旧签证和公民的申请书。空地方刚好够摆放一张小书桌，桌上有一部电话机。另外，屋里还有两张木椅。山斯基坐在书桌后面的一张木椅上，拉马克占据着另一张。他们那么急切盼望的神色告诉亨特他们也无甚收获。
“毫无所得？”
他们摇摇头。“你也一样？”山斯基丧气地问。
亨特耸耸肩，靠在一个档案柜上，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窗外。有好一会儿他们都缄默无言，冥思苦想着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调查还未能突破的那堵空墙。
从马赛到意大利边境，亨特已启用了他认识的所有关系，山斯基也动员了他认识的所有暗探。拉马克也对所有他认为可以信任的警察和海关官员讲了此事。弗兰克。卢西向法国缉毒部门和美国缉毒便衣传了话，乌里动用了他手下的“摩萨德”特工，并包括一些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的特务。由于阿拉伯人决心要将波斯湾改名为阿拉伯湾，伊朗的秘密警察也有理由对恐怖分子进行监视。
但3天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亨特告诉自己，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已经将整个里维埃拉置于监视之下。巴黎的情况有莫特。克朗负责；麦克英尼斯和佛雷德·里沃斯在欧洲各地转悠，随时观察他们所碰到的每个人。应该发现点什么了！
里沃斯悲观的话语又在嘲笑他了：迟早……不早就迟。
亨特怒视着花园中心高大的棕榈树干上攀缘着的红玫瑰。“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末了，他决然地大声说。“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却得不到回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如果，”拉马克指出。“我们监视的地方错了呢？”
“我们是正确的。”亨特的语气中没有强调，也没有怀疑。他瞧着挂在档案柜上方的里维埃拉地图，上面最有可能出事的地方都钉上了红色力钉，而有一般可能性的地方则是蓝色图钉。“就是这儿——科特达祖尔一带。”
“但仍有许多空白点，”山斯基取笑说。“他们能去的地方还多得很。看看这些乱糟糟的图钉吧。在接下来的5天里，还会有许多事情发生。”
根据贝尔·加拉对罗莎琳达说的话，无论他准备干什么，时间就剩下5天了。亨特已提醒最有可能出事的地方：尼斯机场，还有马赛机场。他还警告保安人员注意下星期已安排好的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活动。
蒙特卡洛网球赛将在4天后举行，美国队可能成为袭击的目标。尼斯图书博览会可能是另一个目标。戛纳要召开一个国际医学大会；圣特罗皮兹要举行时装表演，有以色列官员参加；伊朗博物馆要在圣保罗文斯郊外的麦特基金会举行一个古波斯艺术新展；英国的一支船队在驶往海法的途中将在马赛作短暂停留。还有……
太多了，正如山斯基所说的，防不胜防。
亨特身后一个声音说道：“我有了点线索。”
亨特转过身来，见乌里。伊占伫立在门口。乌里掏出一张湿乎乎的手巾，擦去脸上的汗珠。来这儿3天中，亨特没见乌里的脸上有过笑容。他现在也没有笑，但眼里却闪着光。
“一个伊朗特工刚传给我们一个有意思的情报，”乌里告诉他们。“有一队阿拉伯人——那伊朗特工认为他人是某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昨天晚上离开了马赛。他听说大约有10人。往尼斯来了，往这儿来了。他听到的就这些。情报内容有限，但可靠。”
奥利弗尔。拉马克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自然地笑着。“我想，我应该将这个情报传出去，下达点要求。”他瞧着亨特。“这儿似乎要出事了。但是否跟我们那位贝尔·加拉有关，还很难说。”
“是与他有关，”亨特语气平静，但相当肯定。
一个小时之内，他们便将情报传给了所有的联系人。这一次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尼斯。调查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未能发现与那个伊朗特工报告的情报相吻合的线索。
第二天上午，山斯基相会了他的两个老朋友：巴索·马尼诺夫伯爵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
这两位老朋友都快80岁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俄罗斯帝国被革命推翻后，他们就一直流亡在里维埃拉。巴索逃出来时一点家产都未能带上，后来就靠一件件地出卖娜塔莎的珠宝首饰过活，这些珠宝首饰还是巴索过去当浪荡公子时送给娜塔莎的呢。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夫妻。但山斯基很早就认识他，对他们的关系了解得更清楚。娜塔莎其实只是巴索伯爵的情妇，现在也是这样。虽然她早就为他生了孩子，但她认为如将他们的关系变为正式夫妻，未免太不浪漫了。
山斯基非常喜欢他们。这天上午与他们相会，没有别的间思，仅仅为了怀旧和松弛一下神经。尼格勒斯科饭店的圆形咖啡厅是一个绝妙的地方：19世纪90年代的装饰，弱音喇叭播放着古老的吉普赛音乐和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女招待身着19世纪带裙撑的服装，食物和饮料则是美国式的。
这对俄国老相好与这儿的气氛很是吻合。娜塔莎又高又大，有老祖母的气派。她穿一件黑色天鹅绒长礼服，搭一志黑披肩，起皱的手指上戴三只宝石戒指。她永远保持着一种忸怩的神态，而且宣称自己只有60岁。有的熟人曾恶作剧地指出，这样一来，她的女儿反倒比她大了两岁。但她仍坚持说，那是她女儿的问题，而她本人，只有60岁。
巴索本来就矮，老了后缩得更厉害，即使戴着一顶提罗林式礼帽，也只比娜塔莎的肩头稍高一点而已。跟她的大块头相比，巴索那干瘦的身躯更显可怜。但他仍是她的主人——这一点毋容置疑。他之所以能拢住她，完全是因为他对她有一种不衰的热情。
巴索和娜塔莎要了“金莲花”酒。山斯基因为有些想家，要了一份带香草冰淇淋的巧克力牛奶。他一边啜着牛奶，一边回忆着他的童年，而巴索却在欣赏着娜塔莎修整得很好的指甲。
“你做的这个发式，”巴索热烈地说。“绝对适合那个招待会。”他瞧着山斯基，寻求确认。“你同意吗？”
山斯基敷衍地看看娜塔莎染黑的波浪型头发，点点头说：“很美。”
“她用的香水也是一种新牌子。”巴索半闭着眼，深深地吸气。
娜塔莎向他调皮而爱怜地微笑。
山斯基用麦杆吸了些牛奶，漫不经心地问道：“是什么招待会？”
“德兹索·瓦拉西的八十大寿招待会，”巴索告诉他。
一听到这个，山斯基出于职业上的那一点兴趣就完全消失了。瓦拉西生日招待会是他、亨特和拉马克已经得知并考虑过可能出事的场所之一。在经过熟虑后，已经将它排除了。虽然招待会上也有著名人士出席，但都不是那些政治疯子会感兴趣的人物。
瓦拉西自己早年也是个政治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烧了他的画，因为他是个共产主义同情者。战后，共产党人又烧了他的画，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画腐朽不堪。但是，现在谁都不把他作为一个有政治影响的人物看待了。
所以山斯基对他也只有个人的兴趣。“我还不知道你们跟瓦拉西这么熟悉。”
娜塔莎骄傲地微笑着说：“我们在战争时期救过他的命。”
巴索庄重地点着头。“我们把他藏起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纳粹到处找他。”
“他能记你们的恩情，倒真是不错，”山斯基说。由于他不知道还有两位特殊客人要秘官出席这个招待会，便放下了这个话题，喝起牛奶来。
过了一会儿，在谈着别的事情的时候，山斯基纯出于好奇地问他们道：“见过这个人吗？”
他拿出贝尔·加拉的照片来给他们看。巴索审视良久，摇摇头。“不……我不认识。”
“我敢肯定我没见过，”娜塔莎说，带着一种顽皮的笑容。“他很英俊。而好看的男人我总是记得住的。”
巴索向她皱皱眉头。她拍拍他的脸颊，嘴里叭地一响，表示吻他。然后她问山斯基：“他是谁？”
山斯基耸耸肩。“某个我想找的人。”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山斯基轻轻笑了。“差不多。”他收回贝尔·加拉的照片，又谈起别的事来。分手的时候，山斯基觉得轻松多了，可以回去接着工作了。
同一天晚些时候，尼斯省警务部刑警大队的一名低级探长从省府厅出来。他穿的是一身便服：褪色的牛仔裤、运动鞋、运动衫。既然已经下班，小伙子又年轻，最近又刚和未婚妻吹了，于是他决定下午去“看妞儿”。主意打定，这位低级探长——他叫克利斯朵夫。拉发利，是个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科西嘉人——便去了最近的一处“理想”地方。
几欧佛雷多街拉菲埃特美术馆对面快餐馆的街头餐桌是尼斯“看妞儿”的最佳地点。克利斯朵夫。拉发利要了一杯啤酒，坐下来欣赏街上来来往往的女郎。
女郎们走进对面的百货商店时，他欣赏她们的背面，等她们拎着装满东西的塑料袋出来时，他欣赏她们的前面。就他个人来说，他更喜欢看背面，因为他认为法国女郎的屁股比胸部更诱人。所以他一边啜着啤酒，一边专心欣赏的也是女郎的屁股——女郎们穿着裙子、便裤和粗蓝斜纹布裤扭摆着屁股走进商店。紧身牛仔裤包着的屁股最妙，真正展示着你想看的曲线。有一个桔黄色的屁股特别使他馋诞欲滴。
15分钟后，当那个穿桔黄裤子的女郎从拉菲埃特美术馆出来时，拉发利想看看她的前面是否同样诱人。前面也是诱人的。那女郎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她从街上穿过来，丰满的身躯散发着一种少女的略带羞涩的骄傲神态。拉发利一由自主地想起身去截住她，可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男人跟她在一起。
他感到失望，便以挑剔的神情打量那个男人，看他有什么地方值得拥有这么一个魅力四溢的美人儿。那男人大约有24岁，生得矮壮，炭黑色的双眼，黑胡子。难看，拉发利嫉妒地判断，但不得不承认他颇有些男子汉的味道。
猛然，拉发利认出了这个人。
那人与女郎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竭力不去看他们。事情虽然已过去差不多两年，但他对那家伙的所作所为仍然铭心刻骨。那人曾是阿拉伯游击队“敛财帮”中的一分子。他们勒索钱财的对象是住在法国南部的阿拉伯富翁。世界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