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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吉站在面包房前的人行道上没动。他怀疑地打量着亨特。“你问阿罕默德干什么？”
“我听说他打了你，”亨特尖刻地说，故意触到他的痛处。“而且是在公共场合，当着众人的面。”
在阿拉伯人中，这种事足以挑起灭族之恨。但马吉却只是皱皱眉，耸耸肩，说道：“那又怎样？那只是他与我两人之间的事。甭想用这事来套我。”
“我并不是法国警察。”
“那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找我问这问那？”
对这个问题亨特必须小心谨慎地回答。“我是一个美国侦探，”他慢吞吞地说，观察着马吉眼里的反应。“最近，有一个美国姑娘在意大利被杀害。我们认为是贝尔·加拉干的，因此要找他。”
马吉考虑了一下，点点头。“好吧，我跟你去喝一杯。”
他们要了“帕斯提斯”酒，在外面的一张空桌边坐了下来，周围是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阿罕默德杀人的事我不清楚，”马吉缓慢地说。“但我确实知道他是个坏家伙，狗杂种。”
“这么说你认识他很久了？”
马吉摇摇头。“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秘密警察。”马吉咳了一声，轻蔑地往人行道上吐了一口痰，差点吐到一位过路人的鞋上。
亨特抓住这一点：“你知道这个？有事实根据吗？”
“当然有。”
“谁告诉你他是秘密警察的？”
马吉耸耸肩。“我是摩洛哥人，他也是摩洛哥人。我是个社会主义者，秘密警察要抓我，所以我跑出来了。在那儿人人都知道阿罕默德是个秘密警察。他在巴黎自称是做旅游生意的，但我却知道事实真相。”
“他为什么打你？”
这个高大的阿拉伯人想起那个耳光，脸沉了下来。“你知道本。巴卡是谁吗？”
亨特点点头。“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派领袖。”
“是的。这是一个想帮助穷人的好人，他是真心帮助穷人。他们把他赶出了摩洛哥，就象把我赶出来一样。不同的是，他们继续追踪他，把他杀掉了。”
马吉流泪了。他恨恨地擦去泪水。“你知道是谁杀了这个好人吗？”
“你们的秘密警察。”
“是的，是他们。那天我走进酒吧，看见了阿罕默德——他是其中的一个，便控制不住自己而大骂起来，拣我能记得的最恶毒的话来咒他。”
他突然住了口。亨特接着提醒他。“然后他就把你扇倒在地。”
马吉点点头，有些发窘，他一言不发。
亨特又问：“为什么你不起来还击？你怕他吗？”
马吉慢慢地说：“有些人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人害怕。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而他身上就有这种东西。是的，我怕他。”
此外便再问不出什么了。马吉既不知道贝尔·加拉的去向，也不知道他在法国都跟什么人联系过。这条线索又断了。亨特只好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康特斯卡普广场。
看见亨特又来到爱尔兰黛丝酒吧，金很高兴。“我确实又想起点儿事来，”他咧嘴笑着，就象一个在做真字游戏的人突然之间理清了头绪一样。“两件事。”
亨特全神贯注地听他讲。
“第一件，阿罕默德带来的那个小姑娘长一头深红色的长发。这有用吗？”
“可能会有用的，”亨特故意说。“第二件呢？”
“在芒吉街有一个我认识的美国姑娘，叫南希·范恩。很漂亮，待人友善。有一天早晨，阿罕默德与他那红发小妞儿在这儿的时候，她也来了。南希跟那个红头发小妞儿互相打招呼，好象从前认识。”金又咧开嘴笑，露出一口有力的牙来。“因此南希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那红发女孩的事情。”
“她的地址？”
“我不记得她的门牌号了。有一交聚会，她请过我，我只去过她的住处一次。但很好找，沿芒吉大街走下去，往右拐，在下个拐角前有一家阿尔及利亚人开的三明治店铺，她就住在那上面。”
如果她有工作，这时候可能找不到她。“你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亨特问道。
金摇摇头。“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在教授英文，但不知在什么地方。”
从广场到芒吉街，亨特没费什么事便找到了她的住处。那家三明治商店在一栋公寓住宅的底层，比一间鸽子笼大不了多少。一座木柜台将店铺一分为二，上面堆满了大块的夹满金枪鱼肉，橄榄果，胡椒，莴苣和油混合馅的三明治。一个戴土尔其贺筒帽的小老头沮丧地坐在里面的一张凳子上。他店铺旁有一个门洞，亨特在里面的邮箱上发现了“南希·范恩”的名字。他爬上两节楼梯，敲响了她的门。
里面没人，但亨特并不感到意外。他下楼来问那个卖三明治的阿尔及利亚商人。“我找一个叫南希·范恩的美国姑娘，她就住在这楼里，你认识她吗？”
小老头稍稍振作了一点，显然很高兴在他孤独时有人来说说话。“那个高个儿美国姑娘吗？当然，我经常看见她。”接着他又显得萎顿了一些。“但她从不买我的三明治，从来不买。”
“你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不知道。”阿尔及利亚人耸耸肩。“但我猜她是有工作的。不知在哪儿。白天从来看不见她，只有周末才出现。”
“平时她什么时候回来？”
阿尔及利亚人想了一会儿，又耸耸肩。“5点，有时候6点，有时候还晚一些。”
亨特谢过他，来到街对面的一家烟草店，在那儿给大使馆挂了个电话。他要通了他的临时秘书珍妮丝，告诉她说：“给我办件事。查找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姑娘，她的名字叫南希·范恩。记住了？”
“是的，先生。南希·范恩。”
“她是教英文的。我想知道在哪儿授课。去请安全办公室的莫特。克朗帮你查，我一会儿再来电话。”
他又回到街这边来，查问了南希楼里的其他住户。只有两户人家中有人，他们与南希只是点头之交，并不知道她在何处工作。亨特从楼里出来时，已是下午了。他瞧了瞧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三明治上空盘绕的苍蝇，便又过街去那家烟草店去喝了一杯啤酒，吃了一块汉堡包。然后又给大使馆他的分机挂了个电话。
“我们查到一个叫南希的美国公民，她就住在此地，”他的秘书通知他。她讲了南希的住址，这个亨特已经知道了。
“她在”国际学校‘教了6个月的书。但我们打电话去问时，她已不在那儿教书了。那儿的人也不知道她又去哪儿工作了。莫特。克朗给所有可能雇用美国人教英语的学校都打了电话；但还是没有这个人。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好，很对不起。“
“山斯基有消息来吗？”
“没有，先生，没有消息。”
亨特接下来又给莫劳警长打了个电话，20分钟后，莫劳告诉他，南希范恩最后注册的工作单位是“国际学校”，而亨特已知道她不在那儿了。
这就意味着她现在可能在干“黑活儿”；雇用她的人不想让她注册，这样就用不着付她工资以外的社会安全部要求的个人利益和保险费用了。亨特只有做长久等待的准备。
他出了商店，走进巴黎春天稀薄的阳光中。现在只有找到南希，才能找到那个不知名的红发女郎，才有可能获得一些有关贝尔·加拉的线索。在南希可能回来之前，还有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亨特利用这个下午在莫胡区继续打探情况。
他出入于商店和酒店，多次拿出贝尔·加拉的照片来让人辨认。偶尔有人记得这张面孔，但却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情况。亨特不懈地在这一带奔走着，从这条街转到那条街。
他竭力不让自己的情绪烦躁。他知道，警探的工作就是这样：盯梢，寻迹，一个人一个人地查询；搜索，跟踪，等待，无论什么案件总是这一套程序。亨特已经习惯了。他就象胡同里的一只老猫，耐心地在耗子出没之处梭巡，知道总有一只耗子会露面的。只要耗子一出洞，他就猛扑上去。只是，他希望发现耗子的时机不要太晚。
亨特一边寻觅，一边思考，但大多是下意识的，无条理的思想。几乎整整一个下午，亨特就在莫胡区走来走去，脑子中象梦似地反映着所见到的事物：在一幢坍塌的楼房门口，有两个肮脏的流浪汉绻缩在那儿，你一口我一口地传喝着一瓶酒；购物的妇女提着编织兜，拎着塑料袋；各种面孔，墙壁，屋顶，烟筒……都是贝尔·加拉住在这儿时日常所见的事物。亨特现在也行走在其间——吸取着对这些街道，楼房，人群和空气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体会着贝尔·加拉当时象他这样行走在这些事物之间时的感受。亨特逐渐窥见了贝尔·加拉的心扉。
下午5点，亨特又向大使馆自己的分机拨了个电话。但关于南希仍无进一步的消息——山斯基也没有来过电话。亨特一边继续在莫胡区寻觅线索，一边纳闷，不知山斯基的进展如何。
这一天，山斯基花了好几个小时，费了极大力气，才从他过去的同事中找到一个曾负责对贝尔·加拉进行过“偶尔观察”的人。但他并不觉得累，他觉得自豪。他兜里现在有钱了，而且又在工作了。
失去工作的机会比突然囊中空空对他的自尊心打击更大。直到失业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自我完全建立在工作之上。而这正是他认为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妻子与他分手后，他并不很痛苦。不管发生什么事，女人总是女人。而男人则全靠事业来支撑，没有事业便没有了一切。
山斯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学毕业参军以来，一直干着同一职业，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战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中央情报局，他也就成了其中一名特工。那些年一直在“公司”（特工们这样称呼中央情报局）干得好好的，可是突然之间被裁掉了——因为经济原因。突然之间他成了美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他分文不值了——直到亨特重新雇用他为止。目前这种情况能延续多久，山斯基不去想它。未来的岁月使他胆颤，但至少现在他有工作，而且工作得很好。
瓦尔特。菲歇曼微胖，中等个儿，山羊胡，圆秃头。温和开朗的面孔上架一副老式眼镜。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办公室设在贝利街匈牙利公使馆对面的一幢小而精致的写字楼里。磨砂玻璃的外门上写着“佛罗里达地产企业公司”。表面上，菲歇曼在巴黎的目的是向法国掮客出售弗罗里达的土地，但他的办公室外间却连秘书都没有。在他的办公桌上也只有3件办公设备：一册记录时间、日期和姓名的拍纸簿；一副望远镜，还有一架尼康相机，带一个200毫米的长焦距镜头和一个变焦距镜头。菲歇曼如今的任务就是观察任何一个出入匈牙利公使馆的人。
“听说你被裁了，我真感到遗憾，”他同情地对山斯基说。“也很高兴你这么快又找到了工作。”
山斯基相信他是真同情他的。菲歇曼也在考虑他自己眼下的饭碗是多么不牢靠。
“伙计，”菲歇曼继续说，一副颓唐的样子。“你知道继你之后又有多少人被开销了吗？上个星期在巴黎这儿，一天就有10个人卷了铺盖，10个！”
“下一个会轮到你吗？”山斯基坦率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