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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突击队员必须象德里斯·哈莫一样凶狠，能眼也不眨地宰杀儿童。
贝尔·加拉用了7张纸才完成他的“实施”细则。由于计划细节已深深印在了脑中，这些纸片就用不着保留了。他将纸片撕了，交哈莫去焚烧，然后又将注意力转回那张标有“任务”的纸上。
这次行动中的两个目标会混在主餐桌周围的10名客人之中。于是他在表示主餐桌的长方形周围画了10个小圆圈来代表10们客人。两个主要目标身后某处一定会有两三名保镖，但贝尔·加拉确定不了保镖的位置，因为他不知道哪两个圆圈代表那两个主要目标。关于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在行动开始之前那一瞬间才能弄清。
但是，他对其实施计划有一点是确信的：餐桌上那两个主要目标决不可能只死一个。当然，还不能说快得让保镖来不及扑上来掩护他们并开枪还击。但这个总体行动须在同时进行，用密集的射击和炸弹几乎在同时消灭主餐桌上的每一个人。
贝尔·加拉将画在餐桌四周的圆圈一个个地划掉。
第九章
滂沱大雨直下到日落前一小时才有所缓势。但风却又强劲起来，开始将厚厚的云层吹裂。道道刺目阳光穿过云隙，似光鞭抽打着灰色的海面，这些光鞭时而金黄，时而白亮，时而鲜绿。风力在无情地加强，翻江倒海，摧枯拉朽，掀起的大浪盖过了摩纳哥海岸的防波堤。海上的大货轮和邮轮都竭力与海岸保持一段距离。沿海岸的公路上，水漫过了路面，阻断了所有交通。甚至火车也延迟发车了，因电报给各站传来的消息，有的铁路线已被淹在水下10英尺之处了。
山斯基说对了，他们只有等到明天才能去寻找走私者。亨特请他吃了饭，然后去一家叫罗佛尔的小旅店要了一个小房间。他铺床睡觉时，风势减弱了，但雨又猛下起来。亨特睡得不好，在梦中忍受着手上的疼痛。大雨突然转为一阵冰雹时，他仍在梦中。冰雹只下了30秒钟，但却将里维埃拉一带的花草毁掉了一半。冰雹过后，风向全变了。阿尔卑斯山北面吹来的狂风停了，而法国南部的凛冽北风从罗纳谷吹来，开始驱赶满天的乌云。
黎明时分，风停雨住，天空一片明净。旭日东升，吸收着夜晚积聚的水汽。亨特与山斯基早早地便去旅馆的餐厅用早饭。眩目的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等他们坐上雷诺牌轿车出发时道路已全干了。
亨特将车开出蒙特卡洛，沿弯弯曲曲的峭壁路向玛托驶去。路上，他们经过一个圆形的黑色交通标志，这个标志指示着一个弯道，在过去5年中那儿曾出过五次以上车毁人亡的交通事故。这时，迎面驶来的一辆白色bmw轿车同他们擦身而过。
那辆车上的开车人就是贝尔·加拉，他正往机场驶去。他要搭飞机去巴黎与巴歇尔。莫德利会晤。
两辆车背道而驰，车上的人彼此都没有在意——命运似乎在嘲弄他们，也似乎在等待着时机。
对亨特来说，这一天是对他耐性的严峻考验，因为这天他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早上到达玛托后，山斯基便独自去找他认识的一个烟酒走私者，将赛利姆的照片给他辨认去了。那人不认识赛利姆，但他同意将照片交给当地其他的走私者去辨认，报酬是100法朗。如果他找到了那个认识赛利姆的人，则加付他200法朗。亨特和山斯基在伽拉万岩石嶙峋的海滩上面一家海滨酒馆的露台上坐着，耐心地等待回信。
到了下午3点钟，仍然没有音讯。他们偶尔轮换着去溜溜腿，也就是往横跨海岸公路两边的边境站或海边山脚下的玛托镇方向走一走罢了。但他们总是留下一人守在那张撑着大阳伞的小圆桌旁边。
他们在那儿吃了午饭，又喝了咖啡，现在又慢饮着啤酒。在这两个默默等待着的男人周围是一片缤纷的色彩：红、黄、桔黄、绿、蓝色的遮阳伞和塑料椅。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山斯基看上去显得更为焦急不安，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亨特善于将自己失望的心情隐藏起来罢了。他坐在那儿，毫无表情地倾听着下面礁石间涌动的海浪声，凝视着这片法国海湾尽头的船只，前面即是臂弯形的陆地，从那儿开始就是意大利了。
海上有不少船只：橡皮筏子，帆船，摩托艇，更远处还散布着几艘大游艇。间或还能见到一艘大轮船在远方海天相连的地平线上缓慢爬行。近处，就在海滨大道下面紧靠防波堤礁石的地方，约有十几个人在铺着浴巾的沙砾上躺着晒太阳。
亨特在阳光中眯缝着眼，注视着这片景物，竭力不去想这样一个事实：假如那个走私者一无所获，那他在这儿就走进了死胡同。当然，他对这种结果早就习惯了。警察的一项实质性工作就是追踪线索，而这些线索又往往中断，这种情况在哪儿都有；人总是希望迟早有一条线索会有所发展。等待是最苦的事，特别是当你手中只有这最后一条线索的时候。
在晒太阳的人们左面的海滩上，出现了一个胖子。他头戴一顶松软的旧草帽，手持一根钓鱼杆和一只鱼篓。他慢慢地穿过礁石向溅着浪花的海边走去。山斯基用手指敲敲亨特的手。
亨特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但仍不动声色。他从兜里掏出两张100法朗的钞票，塞给了山斯基。山斯基将钞票迭成一小块，攥在手中，起身离开酒馆露台。
亨特从桌上快空了的烟盒中摸出一枝香烟来点上，在袅绕的烟雾中继续凝视着海滩和海湾。山斯基慢慢溜达着穿过海滩，低着头，间或蹲下身去搬开石头寻找贝壳。其实这儿的任何人都可以告诉他，能找到的贝壳已寥寥无几了。
山斯基第四次蹲下身子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位钓鱼人的身后。那人在水边甩着渔线，似乎对山斯基的到来一无所知。亨特猜不出他俩在说什么，也没看见钞票过手。怪杰山斯基不干本行也许很久了，但他并未丧失某些技能。他站起身继续徒劳地一边沿海滩寻找着贝壳，一边从下一段台阶爬上去，溜达着走回酒馆来了。
他来到桌边，神情已大变。突然间显得年轻了，颓丧的神情一扫而光，肩膀也不再松弛。山斯基在这种年龄重操旧业，即便是少许成功，也会使他振奋不已。他对亨特咧嘴笑道：“成了，伙计。他找到了一个认识赛利姆的家伙。那人要在公墓跟我们会面。”
亨特慢慢吐出一口长气，站起身来。“走吧。”
他们开车朝与边界相反方向的旧公墓驶去。公墓地处一座小山顶，被石壁高墙包围着，如一座古老的要塞，耸峙在玛托镇曲折上升的山道之上。山斯基跟着亨特爬上石阶，从半开的锈迹斑驳的铁门进入墓地。
墓地里到处是颓败的墓碑，古树，四面死一般寂静。大多数坟墓和墓碑都长满青苔，受尽漫长岁月的侵蚀。还有许多坟墓只剩下了野草丛生的遗迹。离这座公墓不远，已新修了一座墓地。但任何人口中说起的“墓地”，仍是指这座旧墓地。
墓地里只有一个矮壮的老头，趿着一双舒适的拖鞋，穿一身肮脏的罩衣，脖子上系一张作为标记的大印花手帕。他的皮肤黝黑，可能是个农夫。本地的走私者都不把走私作为专职工作，对他们来说，走私只不过是业余时间挣点外快的方法罢了。
他坐在一块倒塌的墓碑上。亨特去在他身旁坐下来。那老头仔细打量着亨特，又瞟瞟山斯基。山斯基倚靠在一株被山风扭曲的橄榄树树干上，将手插在兜里警戒着。
“我是付钱人，”亨特告诉那老头。
老头的眼光回到亨特身上。“给多少？”问价的口气中充满了好奇，倒不似在讨价还价。
亨特给了他一张100法朗的钞票，约合20美元。
“这只是一点小意思。该给多少，得看你讲的情况对我有多大用处。反正亏不了你。”
老头摇摇头。“我不喜欢这样做生意。一律先讲定价钱。再付100法朗，我知道多少就告诉你多少，决不隐瞒半分。也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朋友对我说，你——或是那边那人——不会将我说的话告诉警察，也不会伤害我。”他突然大笑起来。“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们能有什么证明？我什么也不会承认。”
亨特将另一张100法朗的钞票放到那人腿上。在那人两条腿之间的墓碑表面，亨特只能隐约辨认出这样的字迹：
“死于1853……”
那老头从兜里掏出赛利姆的照片来审视着。“我认得这个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另外那两人的名字。但我记得他们。记忆犹新，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嘛。”
“一年前——是你把这个小伙子，还有另外两人，带过边境的吗？”
“是的，”老头皱了一下眉头，思索着。“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他们想偷越边境，没告诉我为什么。我给他们带路，他们付给我钱。我再也没见过他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他又皱了皱眉。“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那两人长得什么样。”
“有兴趣，说吧。”
“其中一个长得又矮又宽，很壮。一张丑脸，看上去很蠢，但我想可能是装的。有一付心狠手辣的长象，象个屠夫；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这个你明白。他一言未发。我可不愿和那种人发生什么争执。”
“多大年龄？头发什么颜色？眼睛？”
“30左右，也许还要多点。我想是棕色头发，不敢肯定。不记得眼睛是什么颜色了。”
“有伤疤吗？”
“没有……啊对了，麻子脸，天花疤痕，很小，很多。”
亨特一点点追问下去，但问不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另外那人呢？”
“他是头儿，这一点很明显。一位绅士。高个儿，很帅……就是眼睛显得太灰白了点儿。我记得的。灰白色的眼睛，瘦脸。很帅。高、瘦，但很结实。就是他和我联系的，也是他付的钱。即使不是他付钱，我也会说他是头儿。那种象当头儿的人，这个你明白。”
关于这个高个儿，亨特没能再问出点什么。连年龄都不太肯定，只能说不太老。
“他们在你身边说话时没提到彼此的名字吗？仔细想想。”
“他们没有说话，”老走私者直率地说。“完全没有说话，从头到尾。只有那个头儿开过口——是对我说话。他来找我时，还有就是付钱时；动身前说了几句，越境后又说了几句。”
亨特沉默了一会儿，思索着。他眼光迷离，嘴角紧绷，琢磨着这个现在冒出来的人物，在过去他还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操纵赛利姆的阴影。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问道：“这人是怎样和你联系上的呢？”
梅德莫塞。劳拉是一个85岁高龄的干瘪老太婆，但她的眼睛却神采依然。她独自一人住在一幢西班牙式的黄色别墅中。这幢已在开始褪色的别墅座落在波尔瓦。伽拉万上方斜长的山坡上一片齐整的柠檬园中。当地有一家人负责帮她照料房子和柠檬树，每天给她送日常所需的物品。她答应在她去世后由这家人继承她的财产。她每天还接待许多客人，都是当地人。他们来她家，尊敬地听她说话，无论她说什么。她在屋里从不点灯，总是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白天大多时候都在阅读。她没结过婚，甚至都没听说过她有男人。
她的别墅里到处是书，大部分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