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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枝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枝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3。只会死亡，不会崩溃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像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伊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送命的。”
温特斯仔细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谈他自己的想法。
替补人员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约翰·马丁坦言，“我不敢相信上面会派来替补人员，又叫我们去打仗。天哪，我还以为他们会带我们出去，给我们发些衣服什么的。但不，他们给我们派来替补兵，说：”快点，伙计们，咱们出发。‘然后我们又立即开始战斗。“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树林绕着福伊村呈U字形，村子被围在中间。1月3日的战斗中，美军已经控制了U字的右半部。现在要打左半部了。
1月9日，E连参加了对福伊以西树林的清理行动。仅遇到轻微抵抗。连队完成任务后便开始构筑工事。
突然间一发炮弹在树丛中爆炸，然后一发连着一发，炮弹不断。乔治·鲁兹下士正在外面。他奔向自己的散兵坑。穆克中士和二等兵亚历克斯·潘卡拉叫他跳进他俩的洞里来，但乔治决心到自己的洞里。虽然到处子弹嗖嗖，满天树枝飞落，甚至整棵树木倒下，他还是跳回了自己的洞里。
利普顿那时与连部的报务员鲍勃·曼中士在同一个洞中。德军射来几颗炮弹。有一颗正好落在他们洞外，还好是颗哑弹。利普顿看了看那颗炮弹。曼点了枝烟。利普顿从未吸过烟，但他要了一枝，那晚抽了他的第一枝烟。
鲁兹跑过去看叫他共用散兵坑的穆克和潘卡拉。那个洞被打个正着。鲁兹疯狂地在洞里挖，却只找到几片碎尸和一块睡袋片。
现在101师已经占领了福伊外围东、西、南面的树林。但小山谷底下的福伊不是目标；诺维尔和高地才是目标。泰勒将军曾希望在1月9日的进攻中直接夺下诺维尔，但那就需要坦克的支援，而坦克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所以他必须先夺下福伊。这个村庄已4次易手了。
506团2营受命攻取福伊。2营从福伊西面的树林转入南面的树林，准备从南面进攻。温特斯选择E连打冲锋。这是一次简单却又残酷的行动，即冲过200米大雪覆盖的开阔地进入村庄。但村里的每扇窗户都可能架着机关枪，每个德国兵都可能有砖砂墙掩护，情况就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东西，不需进行机动，只是冲上去，接近敌军后用手榴弹把他们解决在房子里即可。关键是通过开阔地速度要快。如果部队动作快，掩护的火力猛，那这一仗就很简单。如果慢慢腾腾，就可能损失惨重。
师部命令9点发起进攻。温特斯认为时间不好，他建议天一亮就开始，以减少暴露，但没被采纳。
温特斯看着E连进入位置准备出战。站在他身后的是D连的一位中尉排长罗纳德·C斯皮尔斯。
4。E连成了火靶子
斯皮尔斯这个军官有点小名气。他高高瘦瘦的，黑头发，很严肃，有种粗犷的美，一看就是个领导模样，打起仗来是个很棒的基层指挥官。同在D连的汤姆·吉布森中尉描绘他“是一个强悍、激进、英勇而足智多谋的步枪排排长”。他在军官中外号“火花”，在士兵中外号“冷血”。诺曼底战役中，他因领导一场刺刀战赢得银星奖章。
斯皮尔斯身上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传说围绕着斯皮尔斯中尉。没人亲眼见过这些事，但
人们总认为肯定有人见到过。可能这些只是故事，但E连的人却相信是真的，至少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有个故事是说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斯皮尔斯排里酗酒成风，他下令全体人员一律禁酒。第二天斯皮尔斯撞见了一个喝醉的中士，他再次重复命令，那名中士还嘴，他就掏出手枪，对准中士的脑门就是一枪。
结局是：“以后斯皮尔斯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酗酒。”
还有个故事说在诺曼底战役中，有一天，斯皮尔斯独自在路上走时碰到一群德国俘虏，有10个人。有人监管他们在路边挖沟。斯皮尔斯停下来，拆开一包烟，给俘虏们每人发一根。他们感激不尽，斯皮尔斯索性跳下去，把一包烟全给了他们，并拿出打火机给他们每个人都点上，然后跳回路上，看着他们吸烟、聊天。
突然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取下随身携带的汤普森点四五毫米口径的冲锋枪，就向那群人开了火。他前前后后不断扫射，直到所有人都被打死。监管的卫兵们惊呆了。斯皮尔斯转身就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汤姆·吉布森（其他许多人也告诉过我）评价说：“我坚信只有战士才有权对战士做出评价。只有步兵连的战士才知道保持冷静、履行职责同时保持一定的尊严有多难。对已经发生的事，你必须要学会原谅别人，原谅自己。”
吉布森说他几年来说了好多遍这个故事，从未指名道姓，只是作为战争中的一件奇闻逸事。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的故事很有生命力，会被夸张和渲染。但是，无论细节是否精确，要点还是保持不变的。”
温特斯并不是在想着斯皮尔斯和他的名声，而是在看着E连进攻。斯皮尔斯和其他几个没有参战的连队的军官站在他身后。温特斯命令营直的两架机关枪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为攻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掩护他们通过前面那块坡地。坡地从树林边到村边约有200米，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还有几个草垛。
在这次攻击中率领1排的福利中尉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们知道前一天没有攻击福伊，昨晚也没有去侦察。几天前我们就知道那边有卡车和坦克来来往往，我们见过那边多次的拉锯战。我们看到F连企图攻下这一据点但被打得稀巴烂。现在他们只是由一名少尉在领导。所以我们是前途未卜。”
E连呈一字散开，齐头并进。掩护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