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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多！”经过围观人群的时候，有人叫我。
是李建，还有其它几个上海的同行，他们站在一起，用不可至信的眼光看着我。
我勉强笑了笑，李建却微微往后一缩。我愣了愣，这才想起不仅身上，刚才倒地时半边脸上都凑满了血，这会儿已经凝结成块，笑起来的时候怕是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
“不是我，有人设了局害我。”我只来得及说这一句，就被后面的押解船员用橡胶棍捅了着腰眼，踉跄着往前。
一个人被反锁在小舱房里的时候，我想着这些同行回到上海之后的情形。那多成了杀人犯，他杀了曾有过小小口角的大科学家……媒体圈里的八卦原本就特别多，传递特别快，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算我能尽快被还以清白，工作环境也免不了被搅个天翻地覆一团糟。
还有我父母，一定要想办法在从别人口中听见流言之前把情况告诉他们。可是现在，我完全失去的通讯的权力。
我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我知道在那背后，肯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人在把守。现在想如何善后似乎太早了一些，突如其来的黑锅，已经把我砸到绝境。
的确，相比李建他们，我并非是普通的记者。我经历过太多他们不能想象的事件，有些事情也极度危险，可正如我拿到纸条时有所觉悟的那样，我找麻烦和麻烦找我绝不相同。
我主动参与的事件，可以预先谋算准备，可以通过层层关系网预留后路，可以找极有能力的朋友出手帮忙，甚至可以见事不妙抽身而退，虽然我从没这么做过。而此刻，我已经在局里，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失去了。我能依赖什么，中国的司法吗？但法律是讲证据的，现在有两个目击我“杀人”的证人，还有我行凶的原因，尽管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也可以解读成杀人动击的。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杀人的事并不少。如果我不能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法庭上再好的律师怕都无力把我捞出来。
想到那把莫明握到手里的匕首，我又打了一个寒战。每次闭上眼睛，重现当时情况，试图找出线索的时候，我都会全身发冷。邮轮孤悬海上，甲板上光线不亮，但我确信近距离内不会有第三人，而第二人不管当时有没有咽气都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没有人，难道有鬼？
这是密不透风的舱房，我却感受到了无形的阴风，不由缩了缩脖子。
“人不是我杀的，真正的凶手还在太平洋翡翠号上。不论你相不相信，小心一些总没有坏处，请留心你的船员和剩下这些游客的举动。”在被喝令顺着绳梯爬到海防艇上的时候，我对站在身前的船长说。
实际上，我隐约期望那暗夜里的黑手再干出些什么来，这样的话，我的嫌疑就会大大减轻。
海防艇向着中国海岸全速开去，我换到一间更小的舱房，看守我的换成了全副武装的海警。
依然理不出一点头绪，曾经我试想过，那匕首会不会是远处隐藏着的凶手，以精人的准头掷入我的手里，而插在杨宏民胸口的这把，如果柄上绑了透明的细绳，就可以趁我不注意时快速拉走。这是日式漫画里会用到的手段，也的确有偷天换日的可能，只不过多次确认当时的手感，丝毫没有异物撞进手里的感觉，而是仿佛有人轻巧温柔地把匕首放在我手里。是放不是塞，记忆里，我没从手中觉出动能。
略有些希望的，是匕首上的指纹。但越详加思虑，这希望就越是渺茫。如此精巧到诡异的局，会因为匕首上留有凶手的指纹而破解吗？
说起来，把匕首在杨宏民的胸前插进去这样的深度，通常是要留指纹的。可这件事，明显已经超出了“通常”的等级。
我的脑袋里一团乱麻，越想拧得越紧。有时候一个人苦苦思索很长时间之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些荒诞的想法，这和长时间盯着一个地方看眼会花是同样的道理。正常的逻辑无法解释我的遭遇，不由得我产生了怪异的想象。
从以前的种种经历来看，这些怪异的设想，虽然匪夷所思，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这世界上难以解释的事情很多，我接触到的那几宗，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存不存在一种可能，让一个人就站在我的身边，而我却视若无睹呢？日本已经有科研小组研究出隐身衣，虽然离真正隐身还有相当距离，但通过光线的折射，可以让一个人呈半透明的状态，原本被身体挡住的东西隐约可见。在甲板上的光线条件下，我的注意力又完全被杨宏民吸引，要是有人穿着这样一件衣服，有没有可能让我忽略过去？
可能性很小，但不敢说绝对没有。
或者说，把匕首送到我手里的并不是人，而是别的什么存在？我知道在这大洋深处，生活着一种软体高智慧生命，它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肤色，自己身体的形状；我还知道有一种生命，并不生活在这世界的任何一处，而是生活在时间之流中。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近五十年来不断因为新的发现而更新，任何一个生物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一点。
只是我狂想中的奇异生命，为什么要陷害我成为杀人凶手，就是另一件头痛的事了。
要么，当时有某个能人异士躲在案处，以类似武侠小说中隔空取物的功夫，拔出匕首交到我的手里，这又是一种可能。虽然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厉害的气功师，世界这么大，谁知道呢。
再者，我的朋友，那位让我一见面就心襟动摇又有些怕怕的路云，传承中国古老的幻术密法，是我见过听说过最擅于精神控制的人。如果她有心控制我，肯定能做到站在我面前也叫我看不见，当然她施展密术，从无到有之间，我还是能觉出异常，要是世间有能强出她十倍的人，就可以不知不觉陷我于毂中。
胡思乱想一番，我长长叹了口气。要强路云十倍的人？在我看来路云以近乎妖了。
恐怕杨宏民最后所说的“老鹰”才是关键，把这个破解出来，恐怕就能解了我的不白之冤。但警方会相信吗，如果一切证据都对我不利，恐怕不久之后我就要身陷囹圄，有谁能帮我奔波追查？
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想个办法。
二、兄弟姐妹一起冲
“我能打个电话吗？”这是我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行，和你说过多少遍了，听不懂中国话吗？”看守所的员警对我恶狠狠地说。
“就算我是杀人嫌犯，也不会没有和外界通讯的自由吧。何况我是冤枉的。”我抗声说。
“等北京警方来人把你押走，你和他们去提要求。在这之前，我们这里可不能出什么岔子。”
“我不会乱打电话的，就是让朋友帮着照顾一下父母，让家里安心。”我急着说，被困在这里，要是连电话都没得打，可真是求助无门了。看看眼前这年纪不大的小警察毫不在意的样子，我又试探着补了句：“您抽什么烟，我让家里给您带条来？”
这警察“嗤”了一声，道：“这算什么，我还图你的烟？”说着他打量了我一番，微微点头，说：“这样吧，你填张申请表，要打给谁，准备说些什么内容。我看看再说。”
这是在广州的一个看守所里。
我从海防艇上下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深夜，直接被押上了警车，如果不是特意问了句，还不知道身处何地呢。
我对广州的印象并不是很好，相比上海，这里的治安要差一截，火车站更是出名的混乱，几次来广州出差，都提着一颗心。没想到这次来，却没了提防别人的资格。
“喏。”纸和笔从门上开的窗里递进来。
“好好想想该怎么写。”他用不知什么东西铛铛敲着铁门，好像要敲打敲打我的脑袋。
看样子最多只能打一个电话，我曾想过打给父母，很快自我否定掉了。这事情和他们说不明白，徒增他们的担忧，对于解决我目前的困境，他们是帮不上忙的。
思来想去，靠得住并且有能量的朋友，就只有梁应物一个人。
我在纸上写了我和梁应物的多年同学关系，他的大学讲师身份，以及托他照应父母的大致通话内容。
梁应物的另一重身份我自然不会写出来。普通的警察，是不可能清楚他所服务的X机构是个怎样的系统的。
由于我最终要被押解去北京，所以他们还未给我换上囚服，穿的还是原先的衣物。我把裤袋里的一张百元票取出来，塞进一折二的申请表里。我想这就是那小警察的言外之意吧，就是不知这点能不能让他点头。
我的钱包连同行李都被警方封存，这点钱忘了是哪一次打牌从李建手上赢来的，因为不多就顺手塞进了裤袋里。
我把纸笔递还出去，然后听见他把折起的纸打开。
没有一点动静，他仿佛没看见那张人民币，一声不响的慢慢走开了。
“是我，是我，那多！”电话接通的那刻，两日来的惊心动魄齐涌上头，身处这步田地，一时百感交集，不禁语塞。
百元递出不到半小时，我就被领到了给嫌犯打电话的专机旁。我想，这电话应该是有监听的吧。
“别超过五分钟。”那警察说了一句，往旁边让了让，却并不准备回避。
一根电话线连起的是两个世界。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把此刻自己的处境告诉了电话那边的梁应物。
饶是梁应物钢丝一般的神经，听到我此刻居然是个杀人嫌犯，被关在广州，也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
我只有短短五分钟，所以没法和他讲详细的情况，直接告诉了他死者是谁，以及突然出现在我手里的匕首。
在我用急促的语速说到应是有人把匕首轻巧地塞给我，但实际上周围又看不到人时，梁应物只是安静地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
倒是旁边的警察轻声冷笑，在他看来，我用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五分钟，和朋友说什么凭空出现的匕首，显然可笑之极。我说的和先前申请的显然有所不同，此时他倒也不来管我。
梁应物所在的X机构专事研究各类异常现象，我经历的事一般人会觉得荒谬，可他却不会认为我在胡言乱语，反而会认真对待。
我让梁应物去安抚一下我父母，先别赶着来广州或北京，该怎么说他看着办。
估算着快到时间，我又想起一个人，对梁应物说：“上海市公安局特事处的郭栋和我有些交情，你和他说一下我的情形，看看他有没办法。”
在警察的示意下，我匆匆结束通话，梁应物最后说了三个字：你放心。
其实肯定没有什么规章条例说我打电话不能超过五分钟，但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进了监狱也得乖乖劳动缝手套，管你外面什么身份，这一亩三分地警察说了算。
打了这个电话，我多少放松一些，梁应物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强援，X机构虽是不公开的官方组织，但他们在研究各类怪异事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势力体系打交道，梁应物作为颇受器重的研究员，在这个社会里他的能量绝对要比普通政府官员强得多。
而郭栋，去年底我和他合作化解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他本身是公安系统的人，处理我的事情要更便利些。
有这两个人帮忙，想必最起码我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所遭遇的蹊跷怪事，不会被当成我的凭空臆想而忽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