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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挡子弹。
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
“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
“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
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
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
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
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
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
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
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
“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
他摇摇头。
“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
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
“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
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
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
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
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反正也想看看录像，在我们房间看跟在他的房间看没什么两样。
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南希·贝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令人炫目的好莱坞聚会。马克自愿照看孩子。但当我让他进我们的套间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进来的时候，我转过身，看他走向大卫，我看着他的衣服：棒球帽，白T恤，灰色的迷彩裤黄色的衬里，膝盖处皱巴巴的凑在一起，大卫有时就会这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学着大卫的方式穿衣服。我感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看上去滑稽，他确实很滑稽——大卫能那样穿，因为他年轻，可是马克·尼波里特已经35岁了，而且看上去有40岁。不仅如此，马克·尼波里特似乎还在仿效大卫的个性。
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好生奇怪。有这么一句话，你身边走过去一个鬼影。真的有那种感觉。
当我们一直走到走廊里马克听不到的地方，我们俩放声大笑。因为大卫也意识到了什么。马克·尼波里特——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模仿者。我想说，求求你了别这样。但进了汽车，我感到有点凉飕飕的。我确定那样怪异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晚会设在南希和肯纳·贝里在贝尔爱尔的房子里——莱尼·克拉维茨的新专辑发布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好莱坞式的聚会。许多魅力十足的人们走来走去，很随意但是很酷，颇具摇滚歌星的风范——莱尼·克拉维茨戴着那种大大的太阳镜穿过人群。我经常给大卫说起这样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出门参加聚会真是件乐事。
大卫和莱尼说话时，我正和维京公司的一个熟人聊着。
几分钟后，她说她希望我不要误解，但她想告诉我一些事。
“那个为你工作的男人，”她开始讲。
“你说的是马克·尼波里特？”
“对。我觉得你该知道他与我的助手说过两次话。每次都问她，她或她的什么熟人是否愿意跟他去旅馆开房间。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维多利亚，”她继续说道，“你想像不到我有多尴尬，但我本以为你该知道这件事。”
让她尴尬？我的意思是，我正努力让这儿的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独唱艺术家呢。
当然我向她道歉，她说我没什么好道歉的等等。但我吃了一惊，十分震惊。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想问，这家伙怎么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近来举止怪异。像大卫那样穿衣只是冰山一角。他开始喜欢和我说话，没话找话说。这不像他。在一次去美国的旅行中，他告诉我他买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减肥药丸，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当时饮食无序。向一个饮食无序的人提供减肥药丸无异于向一个正在康复的酗酒者提供一瓶伏特加酒。幸而我没理他。但马克本来就不该这么做。他变得好忘事，总是匆匆离开，说是把什么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房间里、汽车里。有一次他甚至说他的备忘本丢在了飞机上。这就是那个“井然有序”先生。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个谜。
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面试。我问他接下来的几天我是否应该雇个保镖来帮我们。
“不需要。”他说，而且大笑起来。
我们一到希思罗，我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已经受够了有人把我的私人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之类的事。我只希望，不管他是谁，请他走开。我没提到我对马克·尼波里特的怀疑。要是我错了，那岂不是愚蠢透顶。而且我很可能错了。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当地的花园中心给布鲁克林买一个红色的踏板汽车，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一个同事放出话去，他说，通过与第三方的接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他得到了消息。另一个马克。
“海耶斯宣称他知道谁是泄密者，但他要价一万英镑。”
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一，这是敲诈；其二，我怎么知道这个马克·海耶斯真的知道呢？
当然，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打算牵涉到钱方面的事。又加了一句，可是最好谨慎从事，继续和他谈，以期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马克·海耶斯暗示说，他和泄密者曾一起工作过。一旦泄密者知道他被出卖，就会追踪他，因此他需要钱——为了远走高飞。我感觉这有点故弄玄虚。
他说泄密者是前特种航空部队的。
马克·尼波里特。
就是他。
我觉得口干，律师还在继续说着。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就像你正看着一张“宝丽来”照片在冲印，它越来越清晰。
但是证据呢？我有什么证据？
那天晚上，我们和我爸妈，还有迪和戴尔一起出去喝一杯。他们在闲聊着——大卫正和他们说着洛杉矶的事——但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思绪就像弹球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跳来跳去，想找到一点关于马克·尼波里特就是泄密者的漏洞。没有什么漏洞，一个都没有，除了他曾经以自己孩子的性命起誓，还有就是他已签了保密协议。
正如我爸爸所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是一群该死的马克兄弟：马克·海耶斯、“翻斗车”马克和马克·尼波里特。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门铃响了，这声音让我的胃子里一阵难受：马克·尼波里特和一个他带来替换他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来。我下楼的时候，他站在楼梯的最底层，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他又有了些变化，头发变黑了，脸更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染了头发。他向我介绍蒂姆。又一个蒂姆。
我不可能再去雇一个与马克·尼波里特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我不得不过一遍面试的程序。事实上，蒂姆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他也许可以成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而这份工作他是得不到的。我说谢谢你能来，我会给你消息的。
蒂姆出去了，在车里等着。
马克进来了。
“那么，你觉得怎样？”
“他不错，”我说，“但跟你说实话，马克，这一周我自己正在物色一些人，事实上，我已有了人选。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你父亲又在生病，所以，我在想你最好过了今天就走。”
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因为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桑德拉，大卫的妈妈，一会儿就到。然后他们要带布鲁克林出去购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计划好的事。所以，高高兴兴地道个别，我就永远没必要再见这个卑鄙的家伙了。
大卫要为他的书拍一些照片，因此我要和他一起去，这是个很不错的调节，因为下午之前我哪儿也不用去。
我呆在工作室里，看着大卫做他的事。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
“有消息吗？”
“可能吧。海耶斯刚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