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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承毅需要得到的除了经费与基地之外，还有两国的相关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利用反恐问题把伊拉克与叙利亚拉到一起，还能为今后从占领区撤军提供帮助。
正是如此，从2047年底开始，共和国军队在占领区内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共和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裴承毅也就因此获得了推动军事改革的理由。
2048年6月，在制订该财年度国防预算的时候，裴承毅提出了针对总参谋部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让总参谋部正式隶属于国防部，成为直接向国防部负责的军事指挥机构，并且在总参谋部与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参谋长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共和国的军事发展与军事行动负责。当然，将由总参谋长出任该委员会主席。
毋庸置疑，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大胆，也非常激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颜靖宇不大可能批准这样的改革方案。不管怎么说，作为非军人出身的国家元首，颜靖宇最害怕的就是军人专权。早在40多年前，纪佑国就利用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相互斗争来控制军队，而且王元庆与顾卫民在采用了同样的手段。不管裴承毅有没有专权的野心，颜靖宇都得防着一手。
问题是，颜靖宇还不是王元庆那样的铁腕政治家，至少在2048年的时候还不是。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共和党再次在大选中胜出，连续第三次问鼎总统宝座。
也就是说，美国肯定会在对外扩张上有所作为，对共和国施加压力，甚至产生威胁。
在此情况下，不管颜靖宇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即为共和国的根本利益着想。
换个角度看，裴承毅在2048年中期提出改革计划，与美国的大选也有关系。
虽然在2048年6月的时候，美国大选还没有开始，谁也不能保证共和党会胜出，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即不管是共和党胜出，还是呼声很高的民新觉胜出，共和国都得在军事改革上加快步伐。原因很简单，民新党的洛布林夫人是前共和党政府的国务卿，而彼得雷乌斯更是前美军上将。
当然，在颜靖宇的立场上，不可能一次性批准裴承毅的所有改革方案。
2048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颜靖宇批准了在国防部成立“参谋长委员会”的改革方案，并且亲自参加相关工作。按照裴承毅制订的详细改革计划，“参谋长委员会”总共有7名成员，即陆军参谋长、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天军参谋长、陆战队参谋长、电子兵团参谋长与国防部长安排的一位参谋长级行政官员。”参谋长委员会”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军队的管理与发展规划工作，并且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向国家元首与国防部长推荐合适的前线指挥官，并且在重大人事安排上提供参考意见。“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总参谋长兼任，因为总参谋长已经开始“轮值”，所以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也是“轮值”。不同的是，两个独立兵种的参谋长也有了担任主席的机会，而且轮值的周期不是10年，而是2年。由此可见，“参谋长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用来取代总参谋长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担了总参谋部在共和国军事力量中的作用。只要改革坚持下去，要不了多久，总参谋部就将变成参谋长会议下的一个专职的军事指挥机构，即成为国防部下设的众多机构之一，不再是与国防部平起平坐的国家权力机构。
毫无疑问，这次改革绝对是第三次军事改革收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虽然颜靖宇没有批准另外一项改革措施，也就是将总参谋部置于国防部之下，由国防部长直接领导，但是裴承毅的改革目的已经实现，按照外界猜测，最迟在2052年，也就是下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不管颜靖宇能否获得连任，裴承毅、或者接替他的国防部长都将把总参谋部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军事机构。事实上，随着裴承毅的影响力扩大，颜靖宇要想在下次换届选举中获胜，就得在军事改革上支持裴承毅。因此有人认为，在2052年之前，颜靖宇就会向裴承毅妥协，把总参谋部放到国防部之下。
在不同的人眼里，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有着不同的意义。
比如在共和国公民看来，裴承毅推行军事改革，实际上是在巩固基础，为今后获得更大的政治成就做准备。而颜靖宇在军事改革上半推半就，除了维护与裴承毅的关系之外，还想借此控制裴承毅。
问题是，在外界看来，共和国的军事改革别有一番深意。
美国当局就认为，共和国的军事改革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原因很简单，裴承毅已经是国防部长，不可能像2035年与2041年那样，以共和国陆军上将的身份去指挥共和国军队作战。如此一来，在共和国需要面对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时候，裴承毅要想在指挥工作上发挥作用，就的把总参谋部放在国防部的下面。
至于裴承毅是不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言。
要知道，到2049年的时候，中东战争已经过去8年，随着众多阿拉伯国家在统一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中东局势再次变得不那么平静。
关键就是，裴承毅有必要再次为国家冲锋陷阵吗？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19章 迁都问题
随着磁悬浮轿车开始减速，裴承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对于快57岁的裴承毅来说，7年的政府工作让他突然老了许多。放在7年前，肯定没人相信，拥有军人体魄的裴承毅会在60岁之前白掉一半的头发。4年前，见到第一根白发的时候，裴承毅就知道，他已经上了年纪，不再是当年的少年将军了。
这种变老的感觉非常特别，裴承毅并不特别沮丧，甚至没有太多的感触。
也许是平时过于忙碌，让他没有时间感悟人生吧。
轿车停下来的时候，裴承毅拉了拉有点褶皱的衣角，等到东方闻拉开车门后，他才下了轿车。不管年纪有多大，有些习惯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作为现役军人，除了极少数的私人时间之外，裴承毅身上总是那套陆军上将常礼服，而且与很多参谋出身的将军一样，非常重视着装仪表。
走进元首府的时候，裴承毅再次整理了一下外套。
2年前，颜靖宇当选国家元首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就批准了一项特别拨款，即在西郊妙岖山南面修建一座新的元首府，将原来的元首府改建成历史博物馆性质的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西苑公园。经过1年多的紧张建设之后，在2049年3月初，也就是春节后不久，颜靖宇就住进了新的元首府。因为西苑公园主要展示共和国历届国家元首的日常生活，大部分设施都保留了下来，所以改建工作只花了3个月，在6月中旬就完工，并且在7月1日正式向游客开放。
将元首府迁出北京市区，实际上是“迁都工程”的前戏。
早在2040年初，即顾卫民提出“青山绿水工程”之后不久，国家地质学院与城乡综合发展部城市建设规划司就联合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与迁都有关的提案，随后全体代表大会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委托社科院与国家地质学院的专家，对迁都有关的工程进行理论研究。
当年，“迁都”成为了共和国最热门的话题。
经过了长达2年的调研论证，2042年3月份，国家综合发展委员会向全体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经过整理的调查报告。虽然这份报告肯定受到了各方面因素影响，在迁都问题上给出了肯定答复，但是以当时的情况，全体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批准迁都提案，甚至不会重点讨论迁都问题。要知道，2042年3月份的时候，离换届选举就只有4个月了，而且中东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刚刚结束，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事实上，当时共和国公民也对迁都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根据一家民间调查机构在2042年春节前做的调查，大约有40％的人支持迁都、还有近40％的人反对迁都，另外20％的人则没有明确主张。这种鲜明的对立立场，还得从引起迁都提案的原因说起。
众所周知，北京的城市容纳能力在21世纪初就达到了极限。
根据共和国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驻人口与暂住人口在2009年突破了2400万、在2019年达到3500万、在2029年与2039年分别为4100万与4400万。虽然从增速来看，北京市的扩张正在放缓，但是与全国性的人口递减相比，北京市仍然能够保持增长，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以城市容纳能力来说，北京的理想人口数量应该在800万左右，也就是说，北京的人口严重超标！
人口越多，带来的社会问题越复杂、越严重。
别的不说，交通与环境两个问题就能让任何一位城市管理者绝望。早在2019年，北京市市长就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即以北京市为核心，联合周边的天津与河北，建立一个类似于“大上海地区”的城市综合发展地区，通过建设“四纵四横六交叉”的城区轨道交通网、以及“六南六北八东西”的高速公路网将中心城区与周边的卫星城镇联系起来，鼓励市民到郊区居住来减轻城区的人口压力。
事实上，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模式”。
如果在2009年，这样的模式肯定走不通。要知道，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庞大的资源消耗上的，别的不说，美国人每天在上下班途中烧掉的汽油就顶得上一座油田的年产量了。如果共和国公民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全世界的石油都不够烧。更重要的是，如果共和国公民全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污染，足以毁灭整个生态圈。在2019年，这样的模式就大有发展前途了，以当时的情况，除了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即将步入下行通道，城市化进程将在2024年左右放缓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电力设备开始普及，电动轿车很快就将取代传统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因为电力主要由可控聚变核电站提供，所以就算共和国人手一辆电动轿车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问题是，北京当局的发展提案没有得到中央支持。
排除政治因素之外，当时赵润东否定“北京方案”的主要原因还是这种通过横向扩张来扩大城市范围、以增强城市容纳能力的发展方式需要需要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而这也正是地方政府的目的。问题是，基础建设需要占用海量社会资源，除了不符合自纪佑国时代就以扩大国民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还与当时的大背景冲突。要知道，2019年的时候共和国刚刚在南海地区教训了一帮不听话的邻国，正在为解决东北亚问题做准备，而且赵润东最热衷的军事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那有那么多的资源去搞基础建设？再说了，共和国的基础建设已经足够扎实了，没有必要继续增大投入。
2022年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又一次向中央提出了城市发展改革方案。
当时王元庆已经回到中央，而且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北京市长肯定希望在王元庆那里获得支持。非常可惜的是，王元庆比赵润东还要直接，不但否决了北京政府的方案，还在第二年把北京市长送上了法庭，理由是涉嫌在数个民生工程项目上收受高达2。7亿元的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