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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
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
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
“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
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
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
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的颜色，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人们都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走不多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从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
江涛回头一看，有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停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
“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上缩回去。
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细看起来，好象眼瞳有点儿斜，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反觉得她更加美丽。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她读，她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我向你学习！”
23
江涛离开槐茂胡同，刮阵风似地往回跑，第二天黄昏时分，跑回家乡。离门口不远，看见门上挂着纸钱，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奶奶！她为运涛的事情合上眼了！”
他一进屋，娘和爹在草上坐着，见他进来，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也不哭一声，向奶奶身上一扑，搂住奶奶摇晃摇晃，又握住奶奶的手，把脸挨在奶奶的脸上，头发索索地抖着。不一会工夫，全身抖颤起来，用哆嗦的手指摸着老人的眼睛说：“奶奶！奶奶！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睁开眼睛看看我！”涛他娘见江涛难过的样子，一时心酸，拉开长声哭起来。贵他娘、顺儿他娘，也哭起来。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也掉了几滴眼泪，大家又哭一场。
朱老忠把江涛抱起来，说：“人断了气，身上不干净，小心别弄病了。”
江涛说：“我想我奶奶，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是容易！”
朱老忠说：“你爹病了，单等你顶门立户呢，你要是再病了，可是怎么着？”
江涛擦干了眼泪说：“不要紧！”
那天晚上，等人们散完了，严志和说：“江涛！你哥哥的事情，可是怎么着？”
江涛说：“这事，说去就去，赶早不赶迟哩！”
涛他娘哑叭着嗓子说：“快去吧！不为死的为活的，孩子在监狱里……”
严志和说：“咳！去好去呀，我早想了，路费盘缠可是怎么弄法？”
说到路费盘缠，一家人直着脖颈不做声。严志和说：“使帐吧，又有什么办法？要用多少钱？”
江涛说：“要是坐火车，光路费就得三四十块钱。再加上买礼求人，少不了得一百块钱。”
严志和说：“你奶奶一倒头也得花钱。”说到这里，他咂着嘴唇作起难来。
涛他娘说：“一使帐就苦了！”
自此，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
要卖地吧，得去三亩。“涛他娘想：”使帐！又是使帐！伍老找就是使帐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帐。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
当天晚上，一家人为了筹措路费的问题，没有好好睡觉，只是唉声叹气。严志和一想到这件事，心上就寒颤。他想到有老爹的时候，成家立业不是容易，如今要把家败在他这一代……左思右想，好不难受！
第二天，开灵送殡，三天里埋人。依严志和的意见，说什么也得放到七天。朱老忠说：“咱穷人家，多放一天多一天糟销，抬出去吧！”朱老忠主持着：不要棺罩，不要戏子喇叭，只要一副灵杠，把人抬出去就算了。严志和说什么也不干，说：“老人家受苦一辈子，能那么着出去？”朱老忠说：“不为死的为活的，一家子还要吃穿，江涛还得上学，济南还有一个住监狱的！如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还遵守他们那个老礼法？”说到这里，一家子人又哭起来，朱老忠和贵他娘也跟着掉泪。
出殡的时候，严志和跟涛他娘穿着大孝，执幡摔瓦，江涛在后头跟着。朱老忠和朱老星亲自抬灵，哭哭泣泣地把人埋了。从坟上回来，朱老忠说，“志和，你筹办筹办吧！也该上济南去了，这事不能老是耽误着。万一赶不上，一辈子多咱想起来也是个缺欠。我看咱明天就走吧！”说完了，就一个人低着头踽踽地走回去。
当天下午，严志和想来想去，无处借取，只好找到李德才，说：“德才哥，我磨扇压住手了！”
李德才看严志和走到他眼前，哭得两只眼睛象桃儿。冷笑了一声：说：“哈哈！你也有今天了？‘革命军快到咱这块地方了’，‘土豪劣绅都打倒’，‘黑暗变成光明’，你的手就压不住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命军到不了，看你们捣蛋！”说完了，眯着眼睛，只管抽烟，眼皮抬也不抬。他看严志和低着头不爱听，又狠狠地追问了一句：“这不都是你们说的？”
严志和不理他，只说：“家里倒了人，运涛在济南……”
李德才不等他说完，就说：“运涛是共产党，如今国共分家，不要他们了，把他下监入狱了，是呗？你们革命？满脑袋高粱花子也革命？看冯家大少，那才是真革命哩，拆了大庙盖学堂，你们干得了？没点势派儿，干得了这个，老百姓不吃了你？你要使帐上济南去打救运涛？”
严志和说：“唔！”
待了抽半袋烟的工夫，李德才说：“小家小主儿，我不跟你们一样，去给你问问。”
李德才过了苇塘，上了西锁井，一进冯家大院，门上拴着两只大黄狗，他猫下腰溜湫着脚步走进去。一直走过外院，到了内宅。正是秋天，老藤萝把院子遮得荫荫的。冯老兰正在屋子里抽烟，李德才把严志和要使帐的话说了。
冯老兰听完了李德才的话，拉开嗓子笑了。说：“穷棍子们，也有今天了！那咱，他整天价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家帝国主义怎么他们了？日本军远在关东，也打倒人家？嫌人家来做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打倒人家干吗？真是！扭着鼻子不说理！”
李德才说：“穷人们，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有什么正行。”
冯老兰说：“他们大嚷着，革命军过来了就要打倒我冯老兰。革命军已经到了北京、天津，对于有财有势的人们更好了。显出什么了？没见他们动我一根汗毛！”
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见冯老兰和李德才在一块坐着，他也站在一边。听念叨起革命军的事，也说：“幸亏蒋先生明白过来得早，闹了个‘四·一二’政变，大清党把他们给拾掇了。要不然，到了咱的脚下，可是受不了！”
冯老兰瞪起眼睛说：“你还说哩，要是那样，还不闹得咱家破人亡！”父子两个一答一理儿说着，不知怎么，今天冯贵堂和老爹谈得顺情合理起来。冯老兰一时高兴，说：“革命这股风儿过去了，这么着吧，我听了你的话，咱在大集上开花庄，开洋货铺子。什么这个那个的，赚了钱才是正理。”
冯贵堂一听，瞪出黑眼珠，笑眯眯地说：“哈！咱也开轧花房，轧了棉花穰子走天津，直接和外国洋商打交道，格外多赚钱！”
李德才坐在这里，听他父子们念叨了会子生意经，也坐麻烦了，严志和还在等着他。他问：“严志和想使你点帐，你看！周济他一下吧，他儿子运涛在济南押着。”
冯老兰把眼睛一瞪，说：“他干别的行，干这个我不借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