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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蒙恬慢慢说道：“是的，我有罪固然当死，我修万里长城，破坏了生态平衡（”绝了地脉“嘛），我也算是有罪，可以因此而死了吧！”
他勉强给自己找了一个可死的理由之后，仍不免心情郁悒。但是，找不出更该死的理由了，蒙恬遂大呼一声，吞药于肚，再不发一语，终于变色身颤而气绝。
此之时，大漠风沙呼啸，天地为之走石，三十万战士闻之，心怜蒙恬无罪，无不切齿扼腕，欷虚欠握拳而泣。
潇水曰：蒙恬自甘放弃性命和兵权，拱手把江山交给了秦二世。秦二世、赵高免去了三十万边防大兵的威胁，遂敢为所欲为，直到把大秦朝的山川败光。蒙恬迂守于三世积信累功于秦的先人之教，忍气吞声而死，死守着小忠，而忘记了大忠。虽死，仍不得辞其咎。
蒙恬的弟弟蒙毅，地位比蒙恬还高，是秦始皇的国家事务助理（“内谋”），出门与秦始皇同乘一车，叫做参乘（贴身副官），进宫就谋事于秦始皇御前。即便朝廷里文官之首的相和武官之首的将，在御前议事的时候，也不敢与蒙毅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有能力，一部分也是秦始皇“亲近蒙毅”，封其上卿。《史记》说：“秦始皇的外事交给蒙恬，内事交给蒙毅。”
有一次，赵高曾经犯了什么“大罪”（可能是偷了宫女的内裤），蒙毅毫不客气地把他判了个死刑。后经秦始皇宽赦而免。赵高那时候地位尚卑，秦始皇觉得他“敦于事也”（办事努力认真），于是赦免了他死罪。这虽然有点枉曲法令的嫌疑，但是也可以见出秦始皇对于有才干的人，是比较宽容的。
这回赵高逮着机会了，立刻要法办蒙毅。赵高说：“蒙毅当年力主让扶苏当太子。请陛下杀之。”秦二世却不肯，犹豫了一阵，大约并不甚计较，或者是觉得蒙氏是国家的栋梁，杀了等于自断手臂。于是赵高日夜诋毁蒙毅，寻求蒙毅的罪状，把蒙毅蒙得又黑又坏。秦二世想，既然是这么坏的人，还跟我不一条心，那就杀了吧。
倘不是秦二世过于年轻，又信用赵高这样变态的朋友，或许不会杀蒙氏兄弟吧。
看来，交朋友（特别是当做信用的师友来对待的朋友）岂不需慎重乎？还是少和社会上的“变态”交朋友吧。
秦皇族里有个叫公子婴的，曾劝谏秦二世不要杀蒙毅。子婴把蒙毅的死，比做赵王迁之杀李牧，正是亡国和败家的开始。
蒙恬在死前也提到了商纣王：纣王杀比干而不知改悔，商朝遂亡。你们杀我，也等着亡国吧！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蒙氏家族的灭亡，是秦王朝衰亡的开始。
倘使蒙恬不死，以其北驱匈奴，攻城野战如暴风骤雨之兵锋，对于不久之后关东六国反叛者蜂起的局面，即便不能完全平靖，但引兵塞函谷关以固守，退保从前秦诸侯国割据一方的地位，蒙恬总应该是做得到。
司马迁对蒙恬之死也颇有留意。他特意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去北方，走着看了蒙恬留下的秦长城。今天，经历千年风雨，很多秦长城的夯土立壁，依旧坚硬如石地耸立在荒漠边缘。司马迁看到的秦长城当年应该更加雄浑，把山峦和谷壑都改造了，使他不由得发出惊叹：老秦真是轻用民力啊！否则怎么能造出这样令人不可想象的怪兽呢？
司马迁对长城不以为然。
司马迁于是又论蒙恬之死道 ：“蒙恬身为秦朝名将，不能强谏秦始皇休息民力，而‘阿意兴功’（意思是，阿谀顺从上意，蒙恬主修长城这个政府形象工程，夸始皇之功）。为了修长城，他折腾海内，终于得罪遇诛，不亦宜乎。（活该啊）”
司马迁在此责怪蒙恬，没有“强谏”秦始皇。
司马迁在给王翦作传的时候，也责备王翦不能强谏秦始皇。为什么司马迁总是汲汲于责怪他们不能强谏呢？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好大喜功——跟秦始皇一样。他北征匈奴，搞得天下户口减半，民不聊生，只好人吃人——“人复相食”（据《汉书》），形势非常严峻。司马迁位卑言轻，不能去越职议论。他更恼怒的是，当朝将相们，也尸位素餐，不置一词，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翦、蒙恬）不能“强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事）。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哗啦说了好大一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博了一个“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他自家的表情，往往投射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的客观价值，而是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挖苦他“不以此时强谏”。
司马迁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但对蒙恬的点评则多少有点意气用事，求全责备。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悔吧！
于是，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都成为罪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老秦曾经这么做啊，你快快改悔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要像他那样速亡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扮成暴君，后人犯的错误，也往往安到他们头上。于是他和商纣王一样，也成了文章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
鄙人在这里口罗唆了这么多，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由于后人在讲坏事的时候，喜欢稽拿前人中的坏角色来说例子，所以，历史上的“坏人物”会被越说越坏。秦始皇和秦王朝，被后代史书和后人说得很负面，很坏，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听、去信。
秦二世采用不光彩的手段刚刚继位的时候，如果他能够像汉武帝的接班人那样做些缓和社会矛盾的事情，天下的形势尚是可以收拾的。
但是，秦二世（这年二十一岁），非常有个性，他坚持凡是我爹搞的项目都不许停，凡是我爹用的人才都必须杀。终于使秦政权失去了最后转机的契机。
赵高进言说：天下各郡各县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你认为“不可”的（意思是不跟您一条心的），赶紧找些罪名把他们杀掉。然后把一些低贱的家伙提拔起来，顶他们的缺。这些人被您抬举得大富大贵，必然感恩戴德。您再把远在地方上的人弄到中央担任要职。这样，您就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了一帮铁杆追随者，从而皇位牢不可破了。
秦二世对这个地方人事大换血的主意拍手称善（赵高其实说出了当领导的诀窍。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领导摒弃从前时代的文吏武将不用，而是着意培植新人，办法是迅速提拔他们，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拥护我，为我驱使。他们必忠于我，因为我倒了，他们的富贵也都没了）。
于是秦二世像他老爹那样巡行了一次天下，一边走一边诛杀大臣，简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中央和地方的诸大臣们就都给洗牌了。被各个击破，脑袋搬家。整个过程秦二世显得非常决绝和迅猛。而且为了斩草除根，赵高建议他不惜采取连坐、灭族的办法。
这些被杀掉和灭族的先帝故臣、朝廷大臣、地方大吏，有很多应该是忠贞守职、作风清正、经验丰富、干练有力之辈，想平白给他们捏造个罪名还真不容易。于是赵高说：“我们可以修改法令啊，把法网变得细密，条律修改变得苛刻，这样就好寻他的过失了。实在不行就实施连坐，这样，只要有一个小吏犯事被抓（比如他偷了仓库里一把扫帚），通过株连，就可以把最大的县长给法办了。同样的办法也可以适用于郡守。”这大约就是现代话所说的“整人”吧。于是赵高成了整人的祖宗。于是秦二世开始修改法令，法家先贤经营百多年的一套严密有效的法令体系，被修改得毛骨悚然，在执行中也滥用株连。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
这一方面见出了赵高、秦二世的阴狠和毒辣，一方面也可推测出那些掉脑袋的先帝故臣（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长官们）往往是正路直行，少有瑕疵，否则当不必如此苦心费力罗织罪名方能扳倒他们。秦王朝卸掉这些人的脑袋，算是自毁长城。原本高效运转的法家政府的中坚力量，纷纷进了地府。
人都杀光了，事总得有人干啊。秦二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中国转了一圈，同时换上去的，都是他的亲信，这些人因为对秦二世毕恭毕敬、唯命是从，于是就跃居要津了，而真正称职的、干练有力的能有几个呢？
秦王朝的五六代君王和法家政府辛苦经营的清明吏治、高效的干部集团，就此也算是被祸害完蛋了。摧毁一个东西总是比建立起来容易很多啊。
看见朝臣大员和地方官吏们都成了心腹人员和乖乖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