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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人告诉我，”教士说道，“要知道，”他用一种近乎威胁的口气继续说，“您曾答应过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的。那么告诉我，用绝望杀死了儿子，用饥饿杀死了父亲的这些人究竟是谁？”
“嫉妒他的两个人，先生，一个是为了爱，另外一个是由于野心，是弗尔南多和腾格拉尔。”
“告诉我，这种嫉妒心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他们去告密，说爱德蒙是一个拿破仑党分子。”
“两人之中是哪一个去告密的？真正有罪的是哪一个？”
“两者都是，先生，一个写信，另一个去投入邮筒。”
“那封信是在哪儿写的？”
“在瑞瑟夫酒家，就在吃喜酒的前一天。”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教士轻声自语道。“噢，法利亚，法利亚！你对于人和事判断得多么准确呀！”
“您在说什么，先生？”卡德鲁斯问。
“没什么，没什么，”教士答道，“说下去吧。”
“写告密信的是腾格拉尔，他是用左手写的，那样，他的笔迹就不会被认出来了，把它投入邮筒的是弗尔南多。”
“这么说来，”教士突然喊道，“你自己当时也在场了？”
教士意识到自己有点急躁了，就赶快接着说：“谁也没有告诉我，但既然您一切都知道得这样清楚，您一定是个见证人罗。”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用一种哽咽的声音说，“我是在场。”
“您没办法阻止这种无耻的行为吗？”教士问，“要不，您也是一个同谋犯。”
“先生，”卡德鲁斯答道，“他们灌得我酩酊大醉，以致我的一切知觉几乎都丧失了。我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些。凡是在那种状态之下的人所能说的话我都说了，但他们再三向我表示，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完全没有恶意。”
“第二天呢，先生，第二天，他们所做的事您一定看得很清楚，可是您却什么也没说，唐太斯被捕的时候您不是也在场吗？”
“是的，先生，我在场，而且很想讲出来，但腾格拉尔拦住了我。‘’假如他真的有罪，‘他说，’真的在厄尔巴岛上过岸，假如他真的负责带了一封信给巴黎的拿破仑党委员会，假如他们真的在他身上搜到了这封信，那么那些帮他说话的人就将被视为是他的同谋，‘我很害怕，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着隐伏的危险，所以我就闭口不讲了。这是懦怯的行为，我承认，但并不是存心犯罪。”
“我懂了，您是听之任之，事实如此而已。”
“是的，先生，”卡德鲁斯回答道，“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日夜悔恨。我常常祈求上帝饶恕我，我向您发誓，我这样祈祷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相信，我现在这样穷苦就是做了这件事的报应。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一件深感自责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在为那一时的自私赎罪，所以每当卡尔贡特娘们抱怨的时候，我总是对她说，‘别说了，娘们！这是上帝的意志。’”卡德鲁斯低垂着头，表示出真心忏悔的样子。
“嘿，先生，”教士说道，“你讲得很坦白，您这样自我遣责是会得到宽恕的。”
“不幸的是，爱德蒙已经死了，他并没有宽恕我。”
“他并不知这回事呀。”教士说道。
“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卡德鲁斯急忙说，“人们说，死人是一切都知道的。”
房间里暂时沉默了一会儿。教士站起身来，神态肃然地踱了一圈，然后又在他的原位上坐了下来。“您曾两次提到一位莫雷尔先生，他是谁？”
“法老号的船主，唐太斯的雇主。”
“他在这个悲剧里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教士问。
“扮演了一位忠厚的长者，既勇敢，又热情。他曾不下二十次去为爱德蒙说情。当皇帝复位之后，他曾写信，请愿，力争，为他出了不少力，以致在王朝第二次复辟的时候，他几乎被人当作了拿破仑党分子而受到迫害。我已经告诉过您，他曾十多次来看望唐太斯的父亲，并提议把他接到他家里去。那天晚上，就是老唐太斯去世前的一两天，我已经说过，他还把他的钱袋留在壁炉架上，多亏了这零钱人们才能替老人偿清了债务，并象样地埋葬了他。所以爱德蒙的父亲死时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没有使任何人受害。那只钱袋现在还在我这儿，是一只很大的红色的丝带织成的。”
“哦，”教士问题，“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活着。”卡德鲁斯回答。
“既然那样，教士回答说，”他应该得到上帝的保佑，该很有钱吗，很快乐罗？“卡德鲁斯苦笑了一下。”是的，很快乐，象我一样。“
“什么，难道莫雷尔先生不快乐吗？”教士大声说道。
“他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他几乎已快名誉扫地了。”
“怎么会糟到这种境地呢？”
“是的，”卡德鲁斯继续说道，“是糟到了那种境地。苦干了二十一年，他在观赛商界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地位，现在他却彻底完了。他在两年之中丧失了五条船，吃了三家大商行破产的倒帐，他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那艘可怜的唐太斯曾指挥过的法老号了，希望那艘船能从印度带着洋红和靛青回来。假若这艘船也象其他那几艘一样沉没了的话。他就完全破产了。”
“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子儿女吗？”教士问道。
“有的，他有一位太太，在这种种的不幸的打击下，她表现得象个圣人一样。他还有一个女儿，快要和她所爱的人结婚了，但那人的家庭现在不许他娶一个破产人家的女儿。此外，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陆军里是名中尉。您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切，非但不能安慰他，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痛苦。假如他在世界上只单身一人，他可以一枪把自己结束掉，那倒也一了百了。”
“太可怕了！”教士不禁失声悲叹道。
“老天就是这样来报答有德之人的，先生，”卡德鲁斯接着说。“您瞧我，我除了刚才告诉您的那件事以外，从没做过一件坏事，可是我却穷困不堪，非但眼看着我那可怜的老婆终日发高烧奄奄一息，毫无办法可以救她，就是我自己也会象老唐太斯那样饿死的，而弗尔南多和腾格拉尔却都在钱堆里打滚。”
“那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时时走运，而那些诚实的人却处处倒霉。”
“腾格拉尔，那个教唆犯，就是那个罪名最重的人，他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他离开马塞的时候，得了莫雷尔先生的一封推荐信，到一家西班牙银行去当出纳员，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的罪过。法国同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受雇于法军的军粮处，发了一笔财，凭了那笔钱，他在公债上做投机生意，本钱翻了三四倍，他第一次娶的是他那家银行行长的女儿，后来老婆死了又成了光棍。第二次结婚，娶了一个寡妇，就是奈刚尼夫人，她是萨尔维欧先生的女儿，萨尔维欧先生是国王的御前大臣，在朝廷里很得宠。他现在是一位百万富翁，他们还封他做了一个男爵，他现在是腾格拉尔男爵了，在蒙勃兰克路有一座大房子，他的马厩里有十匹马，他家的前厅里有六个仆人，我也不知道他的钱箱里究竟有几千几万。”
“啊！”教士用一种奇怪的腔调说，“他快乐吗？”
“快乐！谁说得上呢？快乐或不快乐是一个秘密，只有自己和四面墙壁才知道，墙壁虽有耳朵，却没有舌头。要是发了大财就能得到快乐，那么腾格拉尔就算是快乐的了。”
“那么弗尔南多呢？”
“弗尔南多！哦，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个可怜的迦太兰渔夫，既没有钱，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怎么能发财的呢？这件事的确使我感到很奇怪。”
“人人都觉得奇怪呀。他的一生中一定有某个谁都不知道的不可思议的秘密。”
“但表面上，他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爬到这种发大财或得到高官最禄的呢？”
“两者兼而有之，先生，他是既有钱又有地位。”
“您简直在对我编故事啦！”
“事实如此。您且听着，一会儿就明白了。在皇帝复位之前一些日子，弗尔南多已应征入伍了。波旁王朝还是让他安安静静地住在迦太罗尼亚人村里，但拿破仑一回来，就决定举行一次紧急征兵，弗尔南多就被迫从军去了。我也去了，但因为我的年龄比弗尔南多大，而且才娶了我那可怜的老婆，所以我只被派去防守沿海一带。弗尔南多被编入了作战部队，随着他那一联队开上了前线，参加了里尼战役［在比利时，一八一五年拿破仑与英军大战于此］。那场大战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在一位将军的门前站岗，那位将军原来私通敌军。就在那天晚上，将军要投到英军那里去。他要弗尔南多陪他去弗尔南多同意了，就离开了他的岗位，跟随将军去了。要是拿破仑继续在位，弗尔南多这样私通波旁王朝，非上军事法庭不可。他佩戴着少尉的肩章回到了法国，那位将军在朝廷里非常得宠，在将军的保护和照应之下，他在一八二三年西班牙战争期间就升为上尉，那就是说正是腾格拉尔开始做投机买卖的时候。弗尔南多原是一个西班牙人，他被派到西班牙去研究他同胞的思想动态。他到那儿后遇到了腾格拉尔，两个人打得火热，他得到了首都和各省保全党普遍的支持，他自己再三申请，得到了上司的允许，就带领他的队伍从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羊肠小道通过保王党所把守的山谷。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竟取得了这样大的功绩，以致在攻克德罗卡弟洛以后，他就被升为上校，不仅得到了伯爵的衔头，还得到了荣誉团军官的十字章呢。”
“这是命！这是命！”教士喃喃地说。
“是的，但你听我往下说，还没完呢。战争结束后，整个欧洲似乎可以得到长期的和平了，而弗尔南多的升官就受了和平的阻碍。当时只有希腊起来反抗土耳其，开始她的独立战争，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雅典，一般人都同情并支持希腊人。您知道，法国政府虽没公开保护他们，却容许人民作偏袒的帮助。弗尔南多到处钻营想到希腊去服务，结果他如愿以偿，但仍在法国陆军中挂着名。不久，就听说德蒙尔瑟夫伯爵，这是他的新名字，已在阿里帕夏总督手下服务了，职位是准将。阿里总督后来被杀了，这您是知道的，但在他死之前，他留下了一笔很大的款子给弗尔南多，以酬谢他的效衷，他就带着那一大笔钱回到了法国，而他那中将的衔头也已到手了。”
“所以现在——”教士问道。
“所以现在，”卡德鲁斯继续说道，“他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在巴黎海尔街二十七号。”
教士想开嘴，欲言又止，象是人们在犹豫不决时一样，然后，强自振作了一下，问道。“那么美塞苔丝呢，他们告诉我说她已经失踪了，是不是？”
“失踪，”卡德鲁斯说，“是的，就象太阳失踪一样，不过第二天再升起来的时候却更明亮。”
“难道她也发了一笔财吗？”教士带着一个讽刺的微笑问道。
“美塞苔丝目前是巴黎最出风头的贵妇人之一了。”卡德鲁斯答道。
“说下去吧，”教士说道，“看来我象是在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