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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系列传记——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王统照介绍陈毅入文会
孔亚兵
提起陈毅元帅，人们自然会想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其实，如果不是处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会首先成为一位文学家。
20年代初，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编辑兼“文学研究会”北京分会书记干事。年仅22岁的陈毅正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因为爱好文学，陈毅成了“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王统照是他的入会介绍人。
1942年3月，身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的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记述他的文学生涯：“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1923年冬，我到北京人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这期间，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事实上，在加入“文学研究会”前后的一个时期，陈毅的确写过不少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和散文，也有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文章，如：《论劳动文艺》、《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等。他的这些文学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王统照先生的扶持与帮助，尤其是王统照等人所竭力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对陈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当谈论起文艺与人生的关系时，年轻的陈毅慷慨激昂地对王统照说：“搞艺术是为了人民，拿起武器干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现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严寒笼罩着大地，我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使陈毅不得不投笔从戎。但是，作为文艺的引路人，王统照先生始终是他崇敬的良师益友。1957年11月王统照病逝，陈毅元帅闻知后，满怀深情地写下《剑三今何在》长诗，以示悼念（剑三是王统照的字）。现录其中四首：
剑三今何在？墓木将拱草深盖。四十年来风云急，书生本色能自爱。
剑三今何在？忆昔北京共文会。君说文艺为人生，我说革命无例外。
剑三今何在？爱国篇章寄深爱。一叶童心我爱读，评君雕琢君不怪。
剑三今何在？文学史上占席位。只以点滴献人民，莫言全能永不坏。
陈毅系列传记——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迎接陈毅下山的国民党“七品官”
赵德章“百老汇”忽来江西客
1949年11月，解放才半年多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集军务、政务于一身，真可谓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一天，得悉应他邀请来沪的一位江西客人已经到达，他显得特别高兴，无奈公务繁忙未能及时会晤，只好委托秘书代为接待，然后送客人到当时堪称一流的“百老汇”（今上海大厦）住下休息。
来客年近半百，中等身材，穿一身半旧的黑哔叽中山装，清瘦的面颊略显苍白、憔悴。住进“百老汇”后，他除了一日三餐进出膳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置身在房间里，不是看书看报，就是握着笔在本子上写些什么。房间里的电话铃偶尔也会响起，那是市政府办公厅打来的。每当这时，他总是攥紧话筒道谢不迭，心中似在翻腾感情的波涛。
他，就是当年大庾县县长彭育英。
林伯渠南昌荐贤明
彭育英，别号少武，1900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万安县弹前乡，18岁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先后任《南浔铁路月刊》编辑、江西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省长总署秘书等职。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工作接触中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今全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
虔南县是江西省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小县，民间素有“小小南县，一泡尿撒遍，县官打老婆，全城听得见”的戏语。在这样一个既偏僻又清静的山城当个一县之长，对不善言谈、性喜种草养花的彭育英来说，本是再恰当不过的所在。岂料好景不长，“四·一二”政变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此后兵荒马乱，彭育英几乎每隔一二年就要奉调易地做官。但他做梦也想不到，1936年5月竟被突然调往大庾县（今大余县）当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陷泥淖赴任大庾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奉命留下的项英、陈毅等同志于1935年春突破敌人重围，到达赣粤边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大庾县属游击区范围，梅山便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陈毅进山，国民党江西省当局为之坐立不安，会同广东军阀连连派重兵“清剿”。然而“剿”了两年，碰得焦头烂额，毫无进展。老谋深算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心生一计，决定撤换“清剿”不力的大庾县县长，重新选派心腹干才前去接任，以加强边界地区的政权。
熊式辉马上想到了彭育英。他和彭育英都是江西籍人氏，先后赴日本求学，同校攻读，当时过从甚密，颇有交情。于是一道令下，彭育英不得不赶赴大庾主政。熊式辉不但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把他推上了与陈毅领导的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刀枪相对的境地。然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上任一年后，便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无奈的心境，喟然叹道：“年来迭经育英联合各县团队，呈请地方驻军，数次会剿，但因山岭复杂，此剿彼窜，鲜奏肤功。”
识大局幡然觅新途
此时，日寇侵华步步升级。陈毅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8月8日发表抗日宣言，呼吁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立即停止敌对活动，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彭育英审时度势，感到趁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确是上策，便于8月27日签发“简秘代电”，派人分送赣粤边界各游击区，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可是，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却借机大造谣言，说什么“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云云。对此，陈毅无比愤慨，于旧历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书函彭育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在这封长达千余字的信中，陈毅也高度评价了彭育英发出的“简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彭育英毕竟有着一颗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心。他当机立断，首先一改“奸党”、“共匪”等诬蔑共产党、游击队的咒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并公开发表了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接着，他一面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一面派秘书鲁炯雯带着他的手札，翻山越岭四下寻访游击队，约期会面磋商。
陈毅对彭育英的举动深为赞赏，不无幽默地称其为“国统区难能可贵的七品官”。
钟鼓岩一握释干戈
1937年9月6日，这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这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彭育英亲率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带着香烟、茶点，乘着一辆汽车到达钟鼓岩的寺院内。陈毅带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游击队代表一行五人，亦爬山涉水如约前来。
双方代表一见面就自报“家门”，互通姓名。陈毅不卑不亢，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早就风闻陈毅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如今亲眼目睹，心中钦敬之意倍生，但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不免有些拘谨。
彭育英歉疚地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陈毅朗声大笑起来，他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此后，彭育英果不食言，不辞劳怨地为合作抗日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组织商民代表、学生队伍和军乐队，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热烈欢迎以陈毅为首的中共赣粤边特委一部分领导同志下山，进入大庾县城；他腾出最好的房舍，精心安置陈毅等同志住宿，不时送去酒、肉、和炼乳，以示慰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同志身上的疥疮；他大胆提出撤退“清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意见，并通过江西省政府转报国民党中央政府予以采纳，果断结束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局面；他下令开释已判罪监禁的方志敏烈士的爱人缪敏、毛泽覃烈士的爱人贺怡，并送她们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治病休养，还下令周边各县：凡在监禁的中共党员，不论判罪与否，立即全部释放……
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顺利进行，很快就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接着，彭育英又亲自陪同陈毅赴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经过陈毅有理有节的斗争和彭育英的侧面帮助，仅两天时间就解决了各地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有关问题。
撕“党证”愤然离官场
彭育英做了一桩桩有助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好事，自认为堂堂正正、无可非议。孰料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开赴抗日前线后，他便遭到了大庾地方顽劣势力和军统特务分子的排挤攻击，他们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说他“勾结共产，蹂躏地方，大搞赤化”。无奈国共合作大势所趋，彭育英又有熊式辉作“靠山”，这场“逐彭”闹剧才没有演成。
但是彭育英的日子从此再未好过。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彭育英处境艰难，如履薄冰，他深感留在大庾必有凶险，便毅然弃任赴省，当面向熊式辉提出辞呈。熊式辉婉言相劝，再三抚挽，并采取权宜之计，让他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