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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同志知道此事后，便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容许。我陈毅也算不了老几嘛！”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建这座石桥，是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今天由你们建起了。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那就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劳动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今天，凡去参观陈毅旧居的人们，多要去劳动桥观光和留影。这座普通的石桥，已成为人们学习陈毅同志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活教材。
《乡情吟》
陈毅同志的家乡地处川北，是一个土质瘦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他回乡时，正碰上大刮“三高五风”。因为浮夸，这个落后的小县竟成了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去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县城五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骨山坡，叫碉堡坡（当时称为高产“卫星坡”）。坡高四五百米，坡上多是晒席般大小的石骨斜土地。可是，这里却修了一条约两公里长的盘山机耕道，拖拉机可以直开到山顶。这拖拉机上山的“壮举”，便成了建设山区的“表率”，凡来乐至参观的，都要到此学习。陈毅同志此番回乡，县里领导当然要请他去观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暖暖的太阳在鳞鳞云片间缓缓穿行，带着寒气的北风刮着。公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声不绝于耳。一排排赤着臂膀的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同志看着这一切，沉思着，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同志来到“卫星坡”下，他不叫小车开上山去，走下车来，拄着黑漆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了车。
陈毅同志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01斤，这高产地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同志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同志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他要作诗，正在构思。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年不回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同志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我们得先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搞‘大兵团作战’。荒掉了五分之四的土地，这真能增产吗？假如一亩产500斤，五亩就该产2500斤。一亩高产地能产2500斤吗？你们为了争红旗，就只有吹牛、说谎。是不是？”陈毅同志越说越激动，停了停，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样搞法要不得啊！危险啊！常言说，吹牛不犯死罪，可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吹牛，那是要害死人的。”他用拐杖指着脚下的坡地说：“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就好了，因地制宜嘛！何需花那么大的力气修公路。”
人们听着陈老总的谈话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毅同志大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就来诌上几句，赠给诸君。”随即，便一句一句朗诵起来：
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
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
在场的人听了，有的惊叹，有的称好，有的愕然。
陈毅同志的这首《乡情吟》，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诚挚心情，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首诗未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永世珍藏的钱封
陈毅同志有一位同龄表弟，叫唐联升。他家至今珍藏着一个红纸钱封。30多年了，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要动用那纸封里的20元钱，这是因为，它牵系着一件难忘的往事。
唐联升同陈毅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很要好，但是，自从陈毅同志于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以后，二人就很少联系了。1959年11月，陈毅同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按照家乡风俗，给各家亲友都准备了一份用红纸封着的糖果费。几天过去，他和老家的几十位亲友见了面，唯独没见到表弟唐联升，只听说唐联升外出未归。
陈毅同志离开乐至到达成都后，又向弟弟陈季让（当时任乐至县副县长）提起没有见到表弟唐联升的事，陈季让这才把实情告诉他：“唐联升不仅在家没外出，还被人看守着哩！他是个地主分子，干部们研究，不能让他跟你副总理见面。”
陈毅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唉，真没想到，你们硬是‘左’得出奇。我可以同帝国主义分子见面，可以同战争贩子见面，却不可以同一个地主分子见面，而且他还是我表弟！再说，我做了多年统战工作，如果连亲友的统战工作都做不好，还能做好全国、全世界的统战工作？”他停了停，又说：“其实，我们提出改造地主分子，也绝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只是强迫他们干笨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改造思想。他们当中有文化知识的，有一技之长的，要大胆使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如果他们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是会欢迎他们的。”
和弟弟分别时，陈毅同志诚挚地说：“叫唐联升来北京，我在北京见他。”并叫他把那个未送出去的红纸钱封转交给唐联升。不久，唐联升接到了陈毅同志赠送的钱封和上北京的邀请，使他受到莫大的鼓舞。从此，这个红纸钱封便成了唐联升家的传家宝，也成了当地干部学习陈毅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份珍贵的教材。
点戏
陈毅同志一行回到成都，省里领导知道陈毅同志喜爱川剧，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川剧晚会。
陈毅同志得知非常高兴，说：“我30多年没回故里了，可乡音未改，乡情倍增，能看到家乡戏是我的眼福啊！我早年在乡，就是个川戏迷哩！”
省里一位领导就热忱地请陈毅同志“点戏”。他笑道：“客听主安排吧！我对川剧界的情况了解不多。阵容情况、演出情况知道得更少。戏要没‘点’好，就出难题了。给演员自由，他们自有拿手好戏的。”
晚饭后，陈毅同志一行早早去了锦江剧场。演员们对陈毅同志十分崇敬，有的一年前出国演出在京期间还去他家作过客，他们是老朋友了。大家蜂拥而至，同他亲切地摆起“龙门阵”来。
猛然间，剧院负责人跑来向陈毅同志索取“戏单”了。陈毅同志推辞—阵后，便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来。顿时，大家欣喜地注视着，都想知道陈老总“点”的是什么戏。
剧院负责人很风趣，他接过“戏单”并不急着打开，神秘地笑了笑，言道：“陈老总，我想猜猜，你‘点’的戏，很可能在我们准备的节目之中呢！”
陈毅同志听了大吃一惊，忙问：“那你说说，我‘点’的是哪两折戏？”
“你家姑奶奶的戏呗！《秋江》，还有《思凡》。”剧院负责人胸有成竹地大声说着，随即打开纸叠一看，不出所料，陈毅同志“点”的正是这两折戏！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陈毅同志惊愕了。这位运筹帷幄多年的元帅，今天被川剧界的朋友给“算”着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写“戏单”时旁无一人啊！
原来，这事还得从10年前说起。那是1949年12月，陈毅同志参与指挥的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晚上，陈毅同志在前沿阵地观看战地文工团的演出。节目有京戏、黄梅戏、秧歌剧和歌舞。陈毅同志看后感叹道：“今晚的演出很好，但总觉不过瘾。要有一出川剧就好了。”
文工团的同志问他：“陈老总，你喜欢川剧中的哪些剧目？”
他笑着说：“川剧中的优秀剧目很多。不过，我倒特别喜欢我家姑奶奶的戏呢！”
“你家姑奶奶的戏，是什么戏？”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问。
陈毅同志放声大笑道：“就是《陈姑赶潘》，也叫《秋江》。所谓陈姑，顾名思义，当然是我们陈家的姑奶奶罗！”他感慨地说，“这折戏写的是一个尼姑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事。剧中人不多，一老一少，有说有笑，有唱有舞，趣味横生。川剧中另一出戏《思凡》也很好，也写的是一个尼姑向往自由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她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今天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正是为了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呢！也正是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的彻底解放啊！”
谁知，陈毅同志当年的这番即兴谈话，竟传到了川剧界。那天，剧院负责人就是按照这桩铁闻，特地安排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周企何等来担任演出《秋江》和《思凡》的。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铁竹伟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
各省造反派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
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
笔者曾经访问过当年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的陈丕显、江渭清、李荷华、张劲夫、姬鹏飞、李雪峰等老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
“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出门不远，便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带着深沉凝重的微笑，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陈丕显的夫人）的手，一边往里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