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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