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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