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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即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易经》，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卦画形式都基本相同，从时间上连接夏、商、周三代，从版本是串联《三坟》古易和《山海经》所记三易，而这些形式在以前根本没有。
第三、《易经》从它出现在历史中，就与目前所看到的大同小异，是一个极为完善的体系，包括八经卦、六十四别卦及爻辞，即它的经文部分。几千年过去了，后人对它的基本部分没有丝毫补益，只是在《易传》部分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
除了以上三条推测外，在《易经》本身我们也可以找到证据。
一、三易卦画相同而爻辞不同，证明《易经》源于笔记。
我们以上说到，古代“三易”卦画相同，都是由八经卦及六十四卦组成。爻辞是对卦画的解释，一般来说，相同的卦画本应该有相互一致的爻辞。但现存三易的遗留爻辞却极不相同，上一节里我们曾引证过《连山》同卦爻辞与今本《周易》的区别。我们由此推测，《易经》来自某种记录，不同的爻辞是由理解不同造成的。这是《易经》“笔记”痕迹的一个重要证据。例如：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
今本《易经》中孚卦初九爻辞曰：虞吉，有他不燕。
这两句爻辞文字差别很大，但内容却极为相似。《连山》爻辞大意是：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又没有其他人竞争，大概可以成事。而今本《周易》爻辞的大意是：即使专心一致，但如果有其他人出现，那事情就不太好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两句不同的爻辞实际上都在以比喻的手法描述同一个事物，但被描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二、《易经》文字中有大量比喻的成分。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这些不同的爻辞，还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的证据，那就是：《易经》爻辞尽管文字不同，但隐喻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因为文字中包含了大量比喻的成分，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用不同的手法在描述同一种东西。
不但不同版本的《易经》爻辞有大量比喻的成分，即使同一版本的爻辞，也使用了大量比喻的手法。例如：
今本《易经》第一卦为乾卦，六条爻辞中有五条涉及一种传说里的神物，那就是龙，潜龙、见龙、龙在渊、飞龙、亢龙。爻辞是在用龙的不同形态来竭力描述一种东西，想告诉后人。可它描述的究竟是什么？这成了千古之谜，可能是物体，也可能是某种道理。其它卦也大多数如此，如，今本《易经》的鼎卦，它取用了鼎的六种形式——鼎巅趾、鼎有实、鼎耳革、鼎折足、鼎黄耳金铉来作比喻；师卦则用军队的六种情形作比喻。
《易经》爻辞的比喻性质，在孔子时代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当时人解易特别重视“象”的问题。“象”是古代人理解《易经》的中介，如十冀中的《大象传》就是对卦的一种理解，所以《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直接将乾理解为天，再进一步引申成为君子，还可以引申为父亲等等；《小象传》则是对爻辞的理解，如颐卦上下是阳爻中间有四个阴爻，就好像是口腮中含一物，故《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所以“象”的本意应该是：好像是这样！如乾坤，大家理解不了时，有人就说：乾坤嘛，好像是天地。
《易经》爻辞的比喻性质只能证明：它来自不同理解后的笔记。再进一步推论：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有人向我们面对面传授过《易经》。当时老师在上面讲，学生们在底下听，由于讲授的内容深奥难懂，老师只好用打比喻的方法，学生们记下的也是这些比喻。千百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只是这些笔记中的各种比喻，而根本不知道当时的人想用这些比喻说明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读《易经》的困惑。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很原始的部落里，一天来了几个现代人，他们告诉老酋长说：外面的人最喜欢踢足球，可好玩了。老酋长问：这足球是个什么东西？他们说：足球嘛是这样的，它是圆的，像你们地里种的西瓜，上面有些条纹和斑点，中间是空的，可以踢着飞起来。说完这些现代人就走了。
这位老酋长临死时对他的接班人说：某天来了几个怪人，他们说外面有一种好玩的东西，形状像个奇怪的西瓜，脚一碰就飞上了天。新酋长于是将老酋长的话记录下来，他是这样写的：世界上有一种怪瓜，能飞能跑，其妙不可言。又过了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这个部落的子孙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他们开始研究学问，研究本部落以前的历史。但这些研究人员读到上述记载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记载中的“怪瓜”就是足球。
《易经》版本的情况证明，它记录的痕迹很浓，而且所有的记录都出自一个祖本，或一次相同的传授。
《易经》以上版本的特点，为我们解开《黄帝内经》起源，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中医与《易经》很可能有相似的起源。
第六节 中医不起源于地球文明
从历史中，我们找不到中医发明的可信证据，它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此中医不可能源自我们已知文明的发明创造。那么究竟是谁发明了中医呢？
关于《黄帝内经》中的问答形式
《易经》有笔记的痕迹，那么《黄帝内经》是否也有笔记的痕迹呢？我们认为不但有，而且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内经》的成书形式上。
大家知道，《黄帝内经》两部分都是以回答的形式写成的，一问一答，格式基本相同。问答关系有两种，一是黄帝问，臣下答；一是臣下问，黄帝答。具体说：《素问》中问答对象有四人，黄帝、岐伯、鬼臾区、雷公；《灵枢》中的问答对象有六人，黄帝、伯高、岐伯、少愈、少师、雷公。我们举两个例证：
《素问》开篇曰：“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
《灵枢》开篇曰：“黄帝问于岐伯：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取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岐伯答曰：臣请推而次之，令有纲纪，始于一，终于九焉……”
为什么《黄帝内经》要采用问答的形式呢？专家们解释说：黄帝乃传说中的古帝王，曾有许多重大发明，使后人受益匪浅，故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为祖先，历代后人均以黄帝子孙为荣。古人由此将一切文物制度都归于黄帝名下，《淮南子·修务训》曾总结过这种归祖情结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实际上是所问非所答。因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黄帝问，而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答的成文格式。而且以上这种解释毕竟是一种假设而已，《淮南子》成书已经很晚，其说只能作为旁证，不能一锤定音，更不能作为第一手证据。其实在这一假设下，还隐藏着另外的可能性，即万一《黄帝内经》真是来自一场问答呢？
其实问答这种成书形式，在古代十分普遍，《素女经》是一部反映房中术但兼有医学内容的书，它也是采取问答形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十问》，同样是采取问答形式。如果我们扩大一些视野，会发现更多类似问答的作品，例如：
《论语》的内容中有许多问答，弟子发问请教，孔子以老师的身份作答，“子曰……”一般都是问答的形式，以至于现代一提起“子曰”，都会自然想到孔子。如果说孔子作为教育家，回答学生的提问天经地义，那么先秦时代其它诸子为什么也多用问答的形式呢？
《荀子》一书也基本采取问答的形式，如《王制》开篇曰：“请问为政。曰……”文中也多以设问的形式进行，如《君道篇》：“请问为人君。曰……”
《墨子》一书同样以对话为主，如它每一篇的起头几乎都是“子墨子曰……”文中也夹杂大量对问形式。
《吕氏春秋》中的问答形式也很普遍，每一卷都是以“曰……”来推动完成，例如《第一卷·孟春纪》的形式如下：“孟春，一曰……本生，二曰……重已，三曰……贵公，四曰……”
从以上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问答的形式是古代的一种文风，它可能与归祖的情结没有任何关系。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文章格式呢？
一种文体的出现，总是有它的原因，比如说，有了隋朝开科取士，才有了科举考试制度，进而有了八股文。而某种文章格式一旦形成，它的稳定期往往又很长，比如，“赋”这种文体形成于汉代，但它却严重影响到了六朝文风，一直到隋唐时期依然可以看到华丽的赋文，绵绵近千年。而且历史越是往上，文风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一种文体延续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问答的文体，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它绝不是战国秦汉，甚至也非西周春秋。
这种大规模相一致文体的形成，肯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的年代一定很久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假如我们放弃自己的所谓聪明才智，不以疑古为己任，直接承认《黄帝内经》问答的形式，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推测：中医起源于一场真实的问答，起源于一场面对面的传授，《黄帝内经》就是传授时，学生记录下来的笔记。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假设是否太大胆了一些？仅凭《黄帝内经》的成书格式，恐怕证据不够吧。这个推测确实很大胆，它否定了以往关于中医起源的所有研究成果，而且是以最意想不到的图书现象为其依据，风险当然存在。然而，在目前中医起源研究停滞不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其它角度来研究，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另一方面，《内经》成书格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有许多种可能，而我们的推测正是其中的一种可能，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法则。
其实，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并非只有《黄帝内经》一种有笔记的痕迹，在其他的古籍中我们也发现了笔记的痕迹，在上一节里，我们曾经谈到《易经》中的笔记痕迹，这说明“《黄帝内经》起源于笔记形式”的推论是完全有根据的，它不是孤证。而如果承认了《内经》的笔记特点，那就必须承认问答形式的真实性。
“《黄帝内经》起源于一场问答，起源于面对面的传授”。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神”授中医
那么，是什么人在遥远的古代传授了像《易经》、《黄帝内经》这样高深的知识呢？根据《黄帝内经》以上提供的证据，我们认为，《内经》的对话形式其中就包含了中医的起源：中医起源于神灵，这是上古“神”（此神也许并非我们理解的那样，这是些有高深知识的某种生物）对人类进行教育、传授的结果。我们的祖先为了纪念中医不同寻常的来历，所以使用了对话这种方式加以记录，其实《内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