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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商家，在商海中经历过一番惊涛骇浪、浮沉起伏不定的奋斗后，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深切地认识到“顾客至上”观念的重要性。
助人为乐，为顾客着想，这种成人之美是人类最美好的思想感情。作为当今时代的商人，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倡导，以形成“团结、平等、友好、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相传战国时期，虞孚学会经商之法后，生产出几百斛漆运到吴国去卖，找好买主后为贪利而在漆中掺假，结果不但没卖掉反把老本都赔光了。虞孚的教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经商的道德和信誉问题，无论什么性质的商业经营者，都不能忽视它；二是专业问题，一般不要从事并不熟悉的专业经营，更不可自作聪明，“班门弄斧”去欺骗买主。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又说：“强中更有强中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骗术，终究是会败露的。经过高人指点辛苦了几个寒暑，本可以赚钱致富的虞孚反落了个“客死异乡，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经商者，更应该接受虞孚的教训，不能抛弃商业道德这个大义，去贪图一己之私利。这样不仅自己在商场不能立足，反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老老实实地为人，真真诚诚地做生意，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声誉日隆，财源茂盛。
诚实为经商之本
俗话说“无商不奸”，是指在商业经营时运用正确的谋略和计策来击败对手，而不是指在运营生产中的欺骗手段。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具有诚实、公正、坚毅等难能可贵的品德。
吴舜文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女企业家之一，1973年她曾当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企业家。她因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就于1973年与1977年先后被美国肯尼迪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圣诺大学名誉商学博士。
吴舜文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她具有守信、诚实、俭朴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她毕生身体力行。结婚以后才上大学，40岁出国念研究生，70岁开始学书法。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属少见。
她经营管理的观念是众多人津津乐道的。她把“义”放在首位，“利”居其次，她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企业的崇高理想。在台湾企业家偷税漏税严重的情况下，吴舜文则是例外，1986年她是台湾纳税排行榜的冠军。
她经营企业，理想高、眼光远，不投机图近利，肯务本求实。她在研究发展上敢于巨额投资，在台湾也是出了名的。她投入巨资，兴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就是一个例证，她曾这样说：“投资设计中心的宗旨，是为了工业发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既然方向正确，就不如放手去做。如果成功了，就对大众有贡献；失败了，对历史有所交待，也相当光荣。”
她的工程研究中心，每年的研究经费达4亿元台币，每天耗资110万元台币。每年花费在买书上的经费就达150万～200万元台币。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孙运旋公开讲：“吴舜文是台湾惟一看到研究发展至为重要的企业家。”
吴舜文在管理中也实行了几条有效的改革，比如她采取“目标管理”，即由员工每年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年度计划，再分解为每月目标，据此检查工作。她还在台湾首创“三班制”。1960年她掌管台元纺织品公司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把两班制改成“三班制”，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发放同样的薪水，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产生的是台元的工作效率与技术水准大大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产品打人了国际市场。
总之，吴舜文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她具有丰富的知识与高度的智慧，凡事追求完美。她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意志力坚强，好胜，不服输，同时也勇于创新。这是一个天生企业家的条件，难怪她把事业经营得如此成功。
松下幸之助最早创立松下公司时，尚不了解国家的纳税法规，因此为了决定纳税额，邀请税务人员到其公司来办公。当时松下公司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额只有一些，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业额一一呈报上去，300元、1000元、2000元……以后逐年增加为10000元、20000元等，从不虚报。此时税务人员还是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并摆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公司人员十分恼火，但松下认为，诚实地呈报，无论赚再多的钱，本来就是世人的钱，不妨随他扣吧。由于松下坚持这种诚实纳税的原则，因而在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纳税机关的信任，而纳税的事反而更加简单和顺利了。
可见经商的方针不同，各自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聪明的商人把钱看成是寄存在身边的东西，就能果敢有效地使用金钱，让金钱回归社会，既敢于承担责任，又能使我们所拥有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经商的方针无疑是对社会有利，对企业有益的。
诚可取信
在战争中，“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捉摸不透。在商城中，与某些竞争对手交往，运用此谋略，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
虽然“兵不厌诈”之术在商业活动中普遍运用，但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经商要获得成功，也离不开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一个企业与公众之间，决不能运用诡诈之术，弄虚作假，而应该“一诺千金”，把“信”作为立身之本。
楚汉相争时，楚人季布，行侠仗义，在楚很有名气。有个名叫曹邱的人，常借重权获取钱财，季布很看不起他。曹邱拜访季布，季布不理他。曹邱便说：“楚人常言‘得黄金百两，不如季布一诺’。你在梁、楚一带名声如此之大，这都是我替你到处宣扬的结果啊！而你为何却要拒绝我呢？”季布听了，非常高兴，便把他当作上宾来招待。临走时，季布还送了一份厚礼。后来曹邱继续替季布宣场，季布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古今中外的知名企业家，无不强调信誉第一，忠诚为上。把“信”作为立身之本。只要答应过的事情，就要“言必信，行必果”，所谓“季布一诺”，就是因为他普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为他施展各种谋略奠定了基础。
“以诚取信”，首先要取得广大购买者的信任。在买方市场形势下，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争取广大购买者，同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赖。这就必须做到诚实守信。
台湾声宝董事长陈茂榜，他的创业成功，凭的不是充足的金钱，而是靠两个字———“诚”与“信”。
在他24岁时，他以100元开了家电器行，由于资金不足，他只好以50元为一单位，分别分给两家电器中盘商做保证金，然后向他们提货来卖。
由于陈茂榜做人诚实，做生意时特别讲究信誉，因此，这两家中盘商都很信任陈茂榜，所以50元的保证金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陈茂榜向他们所提的货高达500元，即保证金的十倍，由此可见，“诚”与“信”有时比之金钱更有价值。
做生意第一要诀就是诚实，只有真诚待人，才能做成大生意。弄虚作假，只能是一锤子买卖，终究是要弄巧成拙、惨遭失败的。在当今，作为一个企业家，更应以诚信为本，那种开空头支票、许愿轻诺，最终只能失去信任。
一代名臣刘伯温就曾犯过一次不知而妄言的错误。一年，天大旱。太祖朱元璋找曾经为他卜过卦的刘伯温询问该怎么办，刘伯温对此事并无把握，但还是匆忙奏上一本：“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总共有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尸骨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太祖看完奏表，马上着手革除这些弊端。但过了数日，旱情依旧，天公依旧没有下雨。太祖就非常生气，认为刘伯温欺骗了他，甚至对他占卜观象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尽管以前曾屡有灵验。
刘伯温一时逞强，在朱元璋那里为自己的形象抹了一把黑。由此可见，以诚取信靠的是长期言而有信的好名声，而毁坏它只是轻而一举的事，人们能够不警惕吗？
信誉是获利之源
古时候，有信誉作为战争武器取得胜利的方法。著名军事家刘伯温曾说：战争是诈术之一，但作为战争的统帅却不能以诈术来统领军队。所以孟子说：“在军事战争中采用诈术不可损害自己的信誉。”刘伯温对商人的不讲信誉更为厌恶，他借《郁离子》之口说：“有人说商人是重财而轻信的人，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才知道真有这样的人。”孟子也说：对于商人重利轻信的固有习性和做法不能不谨慎小心。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先做了件立信的事。一天，他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儿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者，赏五十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开了。由此可见，“言必信，行必果”是立信的关键。
纵观现代商业市场，信誉之战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取信于民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凡是应承的，都要做到”。这是作为当代商人所必须做到的。
1968年，日本商人藤田田曾接受了美国油料公司订制餐具300万个刀与叉的合同。交货日期为9月1日，在芝加哥交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8月1日从横滨出货。
藤田田组织了几家工厂生产这批刀叉，由于他们一再误工，预计到8月27日只能空运交货。
藤田田就租用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07货运机空运，交了三万美元（合日元1000万元）空运费，货物及时运到。虽然损失极大，但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保证了信誉。
像藤田田这样的著名企业家，将信誉看成是企业的惟一生命，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像未万春这样的个体户为了维护信誉而自甘损失，这样的举动更是令人感到钦佩了。
1987年6月19日，四川绵阳市个体户未万春，当众把一批价值1020元的假劣香烟、奶粉销毁，对于他来说虽然损失了1020元，但他不出售伪劣商品，赢得了信誉，赢得了广大顾客的消费心理。
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大量制造、倾销低次产品，把自己很响的牌子砸了，这无异于杀鸡取蛋，只有愚人才这样做。
声誉是竞争的法宝
对于企业来说，声誉和信用是生命之本。纵观现代企业中那些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公司，十有八九是因为企业的声誉和信用受到了怀疑或否定所导致。所以，许多知名企业家经营之道中将企业的声誉和信用放在首位，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商业竞争中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其实，声誉和信用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竞争的法宝。早在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他所依仗的就是自己的声誉而已。当年诸葛亮说刘备的第一条优势就是“帝王之胄”。他说的“天下有变”，是指一旦曹操篡夺东汉刘氏政权，刘备便可以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