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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领导应该有先人民、后自己的崇高品德。
作为领导，应遵守下列准则：我国历史上大禹含辛茹苦治水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国第一位功绩卓著的治水英雄，他那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传为千古佳话。这种把快乐留给后人、自己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万事不能成功，苦尽甘来才是真理，一味追求名誉地位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作为领导，不要常常想念、记着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功劳、好处；相反，对自己的过错那就需要常常反省，不可忘记。对别人的恩泽千万不要忘记；相反，对别人的怨恨则不应该不忘记。
魏信陵君杀了晋鄙，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赵王亲自出郊外迎接。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不忘，但有些事不能不忘。‘“
信陵君说：“怎么说呢？”
唐雎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人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越国，这是大恩，所以赵王出郊迎接。但你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面会，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反之，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对别人的怨恨或者说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应该不忘记。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不必然的，你知道吗？”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须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就争着去，为了避免危亡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挂在嘴上或记在心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要经常反省；别人对不起自己时，要立刻忘记。
例如领导人，常常要批评他人，但批评别人的错误不要太苛刻严格，要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教育别人行善不要要求过高，要求的宽严应适当，以切实可行为宜。高明的领导人懂得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否则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
古代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了，就把它杀了，景公很生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他这样被处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要先让臣下替君王责问他，好让他知罪。”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我的仁德。”
晏子所采取的这种讽谏人主的办法很好。采用此法的目的是希望君主完全醒悟，转向好的一方面。由此可见，教导别人向善，绝对不可论调过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对方能遵守、能接受为原则，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事情收到最好的结果。
作为领导，不可没有退隐的思想，但他可以在表现上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并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后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天下大计，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诸葛亮的思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诸葛亮虽然居住在山野村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胸怀治理国家大政的良策妙计，而作为领导者也应有这种政治家的胸怀。
曾国藩认为，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从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立功像萧何、曹操、张良、杜佑、李陵、韩信、岳飞等人，立言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立德者从古至今曾经有过几个人？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立德为上的人生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到立德呢？曾国藩指出：其一是要以德感人，曾国藩指出只有忘记巧诈才可以消除众人的巧诈之心，只有懵懵懂懂才可以祓除世间的不祥之运。要立德首先要自己有德，百姓、下属都要看着上面一人的短长，而下属的效法学习随着上面人的短长而转变迁移。如果做官的人能做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皆敬重。
其二是要爱护民心为上，要能分辨出刁民和贫民而分别对等，曾国藩指出：“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因此，真正爱护的是民心，而惩罚刁民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是爱人才重德行。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可以使有德之人受到鼓励。曾国藩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他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曾国藩提倡的立德之术，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立国之术。
就是今天，不论对领导者，还是对非领导人员，都要求他们要具有优秀的品德。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中，仍有关于品德操守方面的考核方式。
玩火者必自焚
做领导要得民心。如果你老以为自己聪明无比，伤天害理的事你也能做出来，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东汉时期的王莽原是一个平民，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原来，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称王太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没有得到爵位，所以王莽只能处于平民子弟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做了大将军和封了侯的叔、伯们的儿子相提并论。为了出人头地，他发愤读书，广交社会文人、名流，以增长进入官场的学识；对朝内一切掌权的文武大臣，也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阿谀奉承，以取得好感；特别是做了大将军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恭谨，经常不离左右。正因为如此，王凤临死前，就让他做了黄门郎，代表皇帝上传下达。他的姑母元后又让成帝封其亡父为新都哀侯，由王莽袭位新都侯；接着，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从此，王莽开始发迹。
王莽虽一步登天，但表面不仅毫无骄矜之色，而且伪装得更加“谦虚”和“礼让”。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婢，他让其自杀偿命，用儿子的性命换取了赞誉；为了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好感。遇到灾年，他还令减免灾区的赋税。这些，都使王莽猎获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百姓们称颂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贵族赞扬他宽宏、大度。
王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委曲求全，认为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便借大臣们为汉平帝上寿之机，亲自献上了一杯下了毒药的椒酒，汉平帝喝了就病倒了。王莽就效法周公，把一篇祷告文藏在前殿的箱子里，加上封条，表示暗暗地祷告上天让他替死。过了两天，汉平帝便死了。为了不露其篡权夺位的野心，在平帝死后，他先立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作为过渡。接着王莽又设置圈套，指使一些大臣宣称：武功县令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玉，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并让人马上去报告太后。王太后虽然不信，但还是被迫下诏让王莽像以前周公一样代行天子监朝，并根据群臣的要求，称王莽为“假皇帝”。随后，王莽又采用符命的手段，指使投靠在他门下的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大造舆论，声称发现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和书，还说在高帝庙发现了汉高祖刘邦要把帝位传给王莽的铜箱等。一切准备就绪，王莽于初始元年，撕下了伪装的面目，自己黄袍加身，废去小皇帝刘婴，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国号为“新”。
王莽篡汉位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当时东汉王朝的腐朽无能已经使几乎一切阶级对它丧失了信心，而王莽在篡汉过程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他宣布把古文经立为官学，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名额，广建辟雍、学舍，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做官机会；他以爵位利禄收买拉拢汉朝宗室贵族，使其视自己为他们利益的代表；他数次献田献钱，救济贫苦农民；又逼使杀死奴婢的儿子自杀，在当时深受兼并之苦的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良好印象，从而把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更由于王莽虚伪奸诈，特别善于运用两面派的权术，把蓄谋已久的篡弑活动伪饰得几乎不露形迹，从而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治危机。公元9年，王莽颁布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归为国有，禁止买卖；并且还规定：男丁不满八人，而所占土地超过九百亩的要退出超额部分，分给同族、邻里、乡党；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这个政策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其基点是变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客观规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它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它允许了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亩土地，使分家析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办法。但由于它毕竟有九百亩的限额规定，当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引起他们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因为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民户均分，每户亦仅得六十多亩，考虑到地主多占土地和宽乡、狭乡等情况，实际能分到无地或少地农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