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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说再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江湾的当天，郁知非亲自到基地找我谈话。他很坦率地说，根宝，我们相信外国教练，但是现在没有找到好的。你先别走，万一我们找不到，主教练还是你来当；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方案：一，外国教练来，但你当主教练，他负责训练工作；二，你当总教练。郁知非还是想让我留在惧乐部里。
我说，既然已经定了，我就不能再留在队里，因为不合适。外面有好多挂名的总教练，但与队里的主教练都有矛盾；第二，一个教练在一个队确实不能呆得太长，时间长了彼此太了解，相互间缺乏新鲜感。换个教练，让他们接受点新东西，对队员或许有帮助。郁知非认为我讲的话有一定道理。
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是很想留在上海的，但又想俱乐部既然已经决定请外国教练了，我再采取各种形式留下来的话，效果不一定好。经过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加上此时松日俱乐部盯得很紧，国安惧乐部张路总经理也找我谈过话，并几次打来电话，我想，我还是离开上海吧。
我的主意已定。但我的工作还未完，联赛虽然结束了，申花队还要访问韩国对大宇队比赛，还有年底在西班牙进行的世界五人制足球比赛。
12。在静静的楼道里，默默地告别申花队
我的离去没有来时那么地轰轰烈烈。当一切都定下后，俱乐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申花队三年，无论是上海足球体制改革的环境，还是惧乐部让我工作的小环境，都给我实施自己的足球的才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与俱乐部的合作是极其愉快的。我衷心感谢上海的各级领导、申花俱乐部和上海的广大球迷关心。我也表示，合同到明年1月才结束，在合同未到期前，我依然将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和训练好队伍，完成五人制世界杯比赛。
世界五人制足球赛还是让我带队。在西班牙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我召开最后一次全队会议。我说：“尽管三年来我们的技术已经改进了很多，但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与别人相比仍然很大。我很遗憾没有把你们错误的动作都改过来。我希望你们今后把好的东西留下，如果丢了士气，丢了作风，那就不是足球了。我感谢大家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们全队离开赛地莫西亚小城飞往巴塞罗那。由于我要去松日俱乐部报到，因此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
在巴塞罗那机场，我与教练班子、队员们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互道珍重。踢球的人就是这样，不善言谈。虽然大家只是握一下手，但我从一双双手里感觉到彼此对过去的怀念。
11月底，我回到上海收拾行李，这时队员已经放假了，江湾基地空无一人。
我走进楼里，楼道上空荡荡的，惊起一阵阵脚步的回音。我站在走廊里，我的心难以平静，队员们一个个在我眼前晃动着，耳边响起了“起床啦”、“集合啦”的喊声。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当我关上门时，初冬的上海已经刮起了北风。训练场上扬起了漫天尘土。这就是我工作了三年，尝遍酸甜苦辣的地方。
天灰蒙蒙的，云也很低，好像压在我心头。再见了，江湾！再见了，上海！我深情地与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道别。
第五章 松日是一道坎
1。潘苏通悄悄到上海
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非常有趣。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10月6日申花队在上海主场迎战松日队。10月3日，我忽然接到了利彪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利彪是广州《足球》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还挺熟的。
那时他已经离开足球报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但我还不知道。
我便问，你今天想采访些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足球》报了。那你在哪里？他回答说已经到松日俱乐部工作了。
我听了也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声：你有什么事吗？
他说，松日队明天到上海。你有时间吗？见个面好不好？
我听了比较警觉，由于是比赛的对手，松日队又濒临降级，在这个时候去与松日俱乐部的人碰头，怎么说也不太合适。利彪也许是猜到了我的心思，打着哈哈说：“老朋友啦，见个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后来我到了松日惧乐部工作后，俱乐部人士告诉我，利彪打电话，还真有点起因。松日队原来聘请的德国籍主教练维尔纳，因为上任后战绩不太好，弄得松日队快要降级了，因此惧乐部决定将他撤下，换上了张宏根。维尔纳被松日惧乐部解聘后，一时没有离开广州。也就在这时，他被邀请到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3个多小时的答辩。回到广州后，维尔纳对松日俱乐部的人士发牢骚说，把我召到上海去答辩，完了后就让我回去，最后连个电话也不给……利彪打电话，正是从维尔纳的牢骚中，闻到了上海在考察外国教练，可能有请外教的意向。他们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根宝就可能离开申花，于是便来动我的脑筋。
利彪到了上海后，马上打电话，说要与我见面。正巧我不在队里，他便让桑廷良留了电话。
我回队后给他回了个电话。问他有什么事情？
那时候，松日队如果最后三场都赢了，还有保级的可能。但如果输给我们的话，就降级无疑了。我还以为利彪此次来找我，是要谈有关周日我们之间比赛的事。他忙说，不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说什么事情？我不太喜欢兜圈子。他连说没什么事。我便说，如果真是没什么事，那咱们局日比赛后再见面。周日的比赛，咱们都好好打。他说，这没问题。接着，利彪告诉我说，他们老板来了，他说你是全国最好的教练，对你的印象特别好，想跟你见见面，交个朋友，聊聊天。
我说那还是比赛以后再定吧。如果比赛申花队赢了，就碰个面。如果是打平或者输给你们，就不见面了，否则被人看到会引起误会。
这场比赛申花队以2比0赢了松日。我回到队里刚洗过澡吃完饭，电话铃就响了，是利彪打来的电话。他问我今晚能不能见面？我想，球也赢了，即使被别人知道也没什么问题，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我们约好晚上10点半在离江湾不远的兰生大酒店会面。
我没有见过潘苏通，当见到他时，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松日集团的老总。他看上去也就30出头的模样。我说，这么年轻就当老板了？好年轻啊。利彪在一旁介绍说，现在广东的企业家老板都是这么个年龄。
潘苏通言语不多，但思路敏锐，很精干。也许当老板的讲话都很坦率，没有拐弯抹角。短暂的客套后，他便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利彪约你时，我还担心你不肯来。你能出来是给我面子，谢谢你。我们是做生意的，说话办事都讲个实在的。今天请你出来，有点冒昧，我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我们松日队要降级了。”说罢这些，他看了看我，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话让我没有准备：“我们想请你来松日队执教。我们知道很难请动你，今天只是大胆开这个口。”
利彪说老板要见我，与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否则谁有空千里迢迢跑来与你聊天？但没有想到他要我离开申花去松日。我感到很突然，甚至想，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阶段在申花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我肯定要离开？这些日子关于申花明年准备请洋教练的事我也有所耳闻，心里真烦着，现在给他这么一提，总觉得不太舒服。
但我没有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潘苏通接着就介绍了松日集团的发展情况。等他讲完后我才说，利彪打电话说只是聊聊，我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更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直率地邀请我去。说实话，我下一段究竟如何打算，还真没有考虑过，申花俱乐部也没有与我谈过。今天是作为朋友交谈，承蒙看得起，如此盛情邀请，我很感谢。后面还有比赛，申花还没有确定最后的名次。如果我们最后三场都输，有可能落到第三、第四去，但如果全赢，大连队再输，我们第一还有希望。现在的名次还没有明朗，我想，还是先把比赛打完后再考虑吧。
当时，我只是礼节性地回答了潘苏通的邀请。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在国内很风光的教练，带领的又是甲A的强队，现在让我去摘什么甲B，觉得有点大材小用，还真有点想不通。当时的甲A教练去甲B，绝不像现在这样正常。再说，对留在申花我还抱一丝希望，还不甘心就这样离去。
这次谈话实际上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握手告别时，潘苏通说，今天只是随便聊天，以后再多联系吧。这次见面谈了约1个小时。当我开车离开酒店江湾基地时，心里并没有多想。
2。国安与松日，我终于选定南下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