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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精武门》在影院连续上映了6个月，打破当地所有影片的纪录，使得港产影片声誉陡增，掀起了香港电影热，发行商竞相购买港产电影的版权。结果，菲律宾颁布了限制进口影片的政策，以维护本国的民族电影。
在美国，首轮上映也引起轰动。所有的唐人街影院都上映李小龙的《精武门》，在白人居住区的影院，此片也颇受欢迎。《精武门》与《唐山大兄》合加一起，取得6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这是港产影片首次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为今后港产影片输美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带有强烈的反日情绪的《精武门》，竟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影迷对李小龙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与李小龙同根的中国影迷。据调查，在日本放映的几部李小龙影片中，最受欢迎的竟是《精武门》。该片的拍摄，邀请了几位日本空手道高手参加，但他们无一例外在片中成为李小龙拳脚下的败将。由此可见，李小龙影片的魅力，已不是政治和民族的因素所能禁锢。
李小龙在《精武门》中的表演，更显出他与其他港台武打影星的不同之处。
台湾作家罗龙治著文分析《精武门》：
“李小龙一身布衣布鞋，土气十足，却一脚把番邦一个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狗拦路的招牌，踢得碎片纷飞。这一脚的威力，其他自诩为王牌的武侠明星能够踢得出来么？李小龙独自去找日本人一个武术馆的馆长，说要还他一份‘礼物’。说完就举起他手上一块大字招牌，上面写的赫然是‘东亚病夫’四个字。这四个字的耻辱，就象火焰般地在中国观众的心中燃起，接着李小龙就在长啸声中，把日本恶霸打得东倒西歪。这一声长啸，表现了埋藏多久的悲愤与耻辱，其他武侠明星能够吼得出来吗？”
一位笔名为“谭笑”的美国影迷在华文报纸上发表言论：
“真正能代表中国影片特色的数功夫片，有如日本的推理片，美国的西部片。我是个功夫片迷，凡台港的功夫片必看不可，对武打明星崇拜得五体投地。自从看了李小龙的《精武门》，我发现原来的台港功夫片皆没意思，武打明星们皆幼稚可笑。一言以蔽之，台港功夫片是‘胡打’，武打明星则是‘假打’。只有李小龙的功夫片是‘认认真真’地打，‘实实在在’地打。”
“功夫片，无功夫之人却可大演特演，演得名声大噪，红得发紫，如此长往，台港功夫片可以休矣！”
“惟李小龙力扭乾坤，向台港影业吹进一股新风，独树一帜。可惜，李小龙只有一个，不会有第二个。”
这位“谭笑”先生褒一贬众，不知这些武打明星看后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功夫上乘，在片中表演了真功夫的演员会作何评论。
他们皆保持缄默。
港台的报纸，自然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把那些被自己炒红了的武打明星又大大地贬臭。他们几乎众口一致地铺张溢美之辞，对李小龙的表演赞不绝口，称他“货真价实”、“登峰造极”、“叹为观止”，等等。
李小龙在《精武门》打响后，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话题是从他电影的英雄主义开始的，李小龙说：
“我从不演英雄，但观众希望我成为一个英雄。我也不会扮演相同的角色，尽管当我打斗的时候，都表现出象一头野兽的形态，但每个角色都是有所区别的。”
“我也从不只依靠打架去完成我的电影角色，虽然东南亚的观众喜欢我这样做。我更注重自己的性格和形体的展示。我不是在演戏，只是在进行自我表现。所以，谁要是试图模仿我打斗时的叫喊和表情，那不过徒然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罢了。”
“演员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万能演员，演什么象什么，另一种则只能演固定类型的角色。我认为自己介乎两者之间。我有个性，因此我所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点我自己的影子。”
“我并不承认我在电影中的打斗暴力，我称之为武打。任何武打片都在某种程度上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如果我演得完全真实的话，观众就会说我是残暴而嗜血的人。我甚至可以把对手撕成碎片或者把他的内脏掏出来，但我不会表演得这么刺眼。对我的表演，我是有自信的，我做什么，观众就会信什么。”
“这种魅力来自我的表演虚实之间。只要我的表演能令人信服，只要我有这种魅力，那么—切就可迎刃而解了。”
“我没有制造国语武打片那种满身血浆的场面，这在我之前就有了。至少我不宣扬暴力，我有实证说明这一点。一个（《唐山大兄》与《精武门》的主角）杀了许多人的人总是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我一直试图证明的就是，只靠暴力生存的人会因暴力而死。”
“但暴力在我们社会里触目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动作在某种程度上麻醉暴力，使观众称它为拳脚而非暴力。”
“我认为我在东南亚是负有使命的。观众需要教育，而一个教育者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们和群众打交道，我们得寻求和他们接近的途径。我们只能一步步地教育他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便大功告成。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事，能否成功尚须拭目以待。”
这是李小龙回港拍片后，首次这么系统和中肯地面对公众谈他对电影的看法，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也尽可避免香港影业的是与非。
但在许多非正式场合，李小龙会把香港功夫片及武打影星大肆贬低，言语轻慢且狂妄。李小龙是名人，他的话不可能不会传至他们的耳朵。
因此，在香港的演艺圈，除了他幼时的旧友和少数嘉禾的同事，李小龙几乎没有朋友。这一方面是李小龙对他们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这些持有自尊的演员也不屑去结识目中无人的他。
李小龙渴望出名。在美国，默默无闻的他常会做出一些出风头的事，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他已经功成名就，尽管还未达到他的最高目标，却足以让他狂喜好一阵。
起初，他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报刊上赞美他的文章爱不释手。他也乐意到街上走走，人们会潮水般地朝他涌来，将他团团围住，争睹他的真颜，或向他问好，或请他签名，或与他握手。这时，李小龙神情显得异常兴奋和愉悦。
但他很快就厌倦了，他发现他不再有自由，甚至连他妻子孩子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他再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行走，干他所愿干的事。
他家的电话号码不知怎么给影迷知道了，一天到晚铃声不断，吵得不得安宁。这样的电话一般由莲达来接，影迷声音激动得颤抖，喋喋不休地谈他（她）对李小龙电影的感受，说如何崇拜李小龙，请莲达转达对李小龙的敬意。莲达的中文程度十分有限，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广东话。香港普及英文教育，大都会“洋泾滨”英语。这种半中半英的交谈令人别扭，莲达心软，总不忍心先挂电话。
李小龙接过电话，“吧喀”挂上。
莲达申请了新的电话号码，没多久，百屈不挠的影迷又纷纷把电话打到李小龙家里来。李小龙在电话中对影迷大发雷霆，依然挡不住电话潮。李小龙闹不清如何泄的秘，以后，他不轻易将电话号码告诉同事、亲戚和朋友。这使不少人产生误解，认为李小龙出名后越来越傲。
有一次，莲达去市场购买食品，被影迷认出，他们围住莲达观看，询问李小龙的情况。人越聚越多，莲达被困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是警察出面，才把莲达“解救”出来。
李小龙遇到这种情况就更多。他心情好，尚会停留片刻；心情不佳，他会置之不理，或扬起拳头示意影迷让路。
李小龙抱怨说：“我简直就象失去自由一样，在香港我无论走到哪里，影迷都会如潮水般地把我包围起来；武林中人也纷纷向我挑战。在漆黑的戏院里，女带位员会走到我面前，用电筒朝我脸上照一照，然后请我签名。在餐厅，我饮的汤总会冷下来，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从顾客到厨师都排队请我签名，或者仅仅来看我一眼。”
李小龙一直不喜欢消耗时间和精力的社交活动，现在更令他难堪，他觉得自己成了“供观赏的猫”。但是，有些他十分不愿去的社交活动他又不得不去。比如，关于他电影的某些事情；亲戚朋友家的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李小龙因受到骚扰，情绪糟极。他是个从不知如何掩饰自己的人，把恼怒摆在脸上，甚至拂袖而去。这使得主人很失面子，闹不清如何得罪了他，便认为李小龙太难侍候。
李小龙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些大明星会回避社交场合。起初，我对有关我的宣传并不介意。但不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问题，摆好姿势作笑脸给人拍照，可真成为一件头痛的事。”
报刊还常出现关于李小龙的风流艳事，莲达每每回忆起来便苦笑不已。绯闻描述得有鼻子有眼，令人真假难辨。李小龙对此事一笑置之，他甚至在许多公开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表白他喜欢漂亮性感的姑娘。
1972年夏天，李小龙在九龙塘买下一幢拥有11个房间、名叫“栖鹤小筑”的洋房。李小龙夫妇及小孩、仆人、几只宠物居住在洋房里。直至李小龙去世，莲达才携小孩回美定居。
李小龙不象有的演员那样，成名富裕后享受一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从没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他更重视精神的追求。他不喜欢摆阔炫耀财富，也不举行乱哄哄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的聚会。
李小龙在事业上，有着强烈的自立自强意识，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获取成功，而不靠机遇或依赖他人的帮助。
李小龙在生活上却全然依赖莲达。他外出，连穿什么衣服都得莲达为他预备。莲达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她会做可口的西式菜及糕点，她烹任的广东菜也像模像样。尽管家中有仆人，莲达仍常常自己动手，让丈夫吃得舒心愉快。
那种高蛋白的混合新鲜饮料，李小龙每天必饮不可。拍武打电影消耗极大，莲达常去拍摄现场为李小龙送这种饮料。
李小龙赴美时曾在餐馆里打工，因专司一项，他对烹任完全是外行。他特别不耐饥饿，常常半夜里饿醒来，于是他就把莲达弄醒，莲达第一反应是为他下厨房弄一碗面条。李小龙对莲达下的面条赞不绝口，仔细询问烹任方法。但事实上，他一吃过面条就忘得一干二净。
李小龙无论在美在港，都闹过这样的笑话，莲达一旦离开家，他就得饿肚子。他不知怎样做熟一碗面条，甚至连开水也不会烧——那些煤气电气灶具对他来说委实是太复杂太深奥了。他只能靠吃饼干糖片充饥，消化力极强的他常处在极度饥饿状态下。因此，李小龙出门在外，莲达在电话中总忘不了询问他的饮食情况。
家庭的摆设是中西合璧式的。李小龙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典籍和兵器。他喜欢把他的兵器展示给客人看，并当屋演示。
也许是拍片过于紧张和事务繁乱，他在家中追求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宁静。
他喜欢默默地看书，静静地沉思。
他喜欢跟友人谈中国的禅。他说的最多的一则禅学公案——“茶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空”。
李小龙用一种平缓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