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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表达我的观点时很有礼貌，但我还是被大家认为是个对这种国际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当我们很快就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关系时，这多少有点使他的文职人员感到惊奇。我甚至发现他对于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国移民一事也是异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关于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中终于失败了，那时第三世界开始懂得自由市场经济是繁荣的关键。然而，早在那时以前他就已经被一次军事政变所推翻。也许像伊朗国王那样，他已经变得过于脱离本国人民的宗教与文化价值观念了。
没有人知道关于他被推翻、受审判和随后被处决的全部真相。作为首相我曾出面对他的继任者求情以饶恕他的性命，但徒劳无功。军方的决心已定。所以当我后来于1980年在铁托的葬礼上遇见齐亚哈克总统时我的感情是很奇异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亲西方，我曾设想会见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残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发现他有修养，而且他尽一切努力表现友好，当我的儿子马克于1982年1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踪了几天时，齐亚将军是首批亲自打电话表示关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统治下，巴基斯坦后来对被苏联占领当局赶出来的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异常地宽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访问的那个时候，巴基斯坦与其邻国的关系较好，包括印度在内。实际上，这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几乎全神关注国内问题，19－75年上半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反对她的运动，导致了6月间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取缔了一些政党，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权，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反对者，包括大约30名印度下院议员。在我抵达时有一种令入不安的平静。在经历了好几个不景气的年份后这时的经济形势很好，虽然人们对于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还是丰收的结果一事有着不同的意见。当然，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不可能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甚至议会中的发言也要经过检查。
但我并不觉得这对我的访问有什么妨碍。印度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笔海外援助的英国的传统联系，对我来说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确实坚决要求不应对我的记者招待会进行新闻检查，我应能够会见反对派的代表。他们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两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结果，我发现，这次跟随我出访的英国报界人员比往常更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些英国报纸派来的记者在其他情况下就须按照紧急审查条例对他们进行检查。他们不仅写我的出访，也广泛地报道了印度的情况，包括绝育运动。
我在英迪拉·甘地朴素的家里同她共进午餐，在那里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并且在讨论重大政治问题时要求把盘碟都收掉。她的两个儿子桑贾伊和拉吉夫也在场，虽然前者谈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实际上据说他对许多弊端负有责任，诸如引起人们强烈反对的绝育运动和强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尽管有这一切情况，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喜欢甘地夫人的。也许我自然地同情这位女政治家是因为她面临着治理一个像印度这么庞大国家的劳累和困难。但是，尽管她长篇大论地自我辩解，说明宣布国家紧急状况的必要性，我却无法赞同她的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错了，这将在1977年她的党所遭受的毁灭性的竞选失败中表现出来。
从印度我飞往新加坡，目的是为了在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途中作短暂的停留。李光耀总理是从我担任教育大臣时起就进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对教育有相似的见解。他非常相信优胜劣汰并且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甚至社会主义者也想要毁掉文法学校。新加坡的学校与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见解。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他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亚洲政治家，由于是以新加坡这个小国为基础，其成就就越发显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种民主，但是由于坚决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他已经为他所治理的这个小岛创造了奇迹。对我来说，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于企业的正确的经济框架，生活水准就能得到改变。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从像新加坡那样的经济中看到了西方应该仿效的一个样板，这并非出人意料。当然，李光耀享有中华民族在贸易与商业方面的文化素质的优势：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业家精神。我在同他讨论问题时发现，使我们真正联合起来的是我们共同关心苏联影响在这个地区的扩大，这是通过伪装成贸易或渔业的海军部署来进行的。后来我在担任首相期间常常求助于李光耀的明智意见和他对世界政治的渊博知识。
离开新加坡我前往新西兰。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该国，觉得十分自在。罗伯特·马尔登最近在一次大选中获胜。他是一个混合类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举止得当，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经济思想与政治哲学很混乱，因而相应地比8年后接替他的工党政府更加主张进行政府干预。他有点儿像个与马尔科姆·弗雷泽并肩站立的彪形大汉，后者是个高个儿牧场主，在总督约翰·克尔不无争议地免去前工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职务之后，于1975年威为澳大利亚总理。一个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亚执政，如同在新西兰那样，使我感到高兴。但是我从来没有同马尔科姆·弗雷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谊。我们的观点和态度迥然不同。
鲍勃·马尔登和马尔科姆·弗雷泽两个人都不想进行创建有效的自由企业经济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们两人的政治文化基础是几乎跨越整个世纪的保护主义经济和发达的福利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到10年这两个国家的工党就都开始彻底撤销了这些国家主义的机制。但在我1976年抵达这里时，也许是由于大众舆论尚未发生充分变化，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我想当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亚自由党（相当于英国的保守党）联邦理事会发表讲话时情况可能就是这样。我在我的讲话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论断，我在英国的这类讲话中总是插入这类论断。确实，我特别想这样做，因为我一直在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个圆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点钟，这本书是我在飞机场买的，它使我对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思考。讲话结束时的掌声远非震耳欲聋、并且从随后的评论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亚具有保守思想的听众是不习惯于这种没有负疚感的保守主义的。
我对布罗肯希尔的访问向我提供了一个动向。这是一个由矿工工会控制并主要由他们拥有的内地城镇。工会领导人见到我时很高兴，也相当惊讶。他们自豪地告诉我，如不加入工会谁也不能在这城镇中生活或工作。镇上的一个酒吧间最近对这里的规章表示异议，其直接结果就是遭到抵制并被迫关闭。我的向导们对这一公然违背自由的行为完全泰然自若，实际上还违反常情地感到高兴。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经提前看到了英国的前途。
从这次访问澳大利亚之行中获得的我所珍视的一段回忆是我仅有的一次同罗伯特。孟席斯爵士的会见，他担任总理许多年并且是英国的一位伟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够走路，但是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位澳大利亚重要政治家和丘吉尔帝国战时内阁成员的个性威力，虽然一度使他成为著名的政治拳击家的讽刺才智比过去少了一点。他表示他已阅读过我最近的大部分讲话，尤其是那些告诫人们警惕苏联新的侵略的讲话时，我感到很满意。我被提醒说，当大英帝国还是一个世界大国时，已趋于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着全球观点。这是他们的眼界比较狭小的后继者们所缺少的。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种提醒。当我发现自己受到这位卓越人物的赞美时，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确的，主张缓和的权势集团是错误的。
第二年（1977年）4月当我访问中国时我从一个很不相同的来源获得了同一种类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国人对我的了解比我对他们的了解多得多。他们欣赏我在赫尔辛基和肯星顿的讲话， 并且把我看作一名有价值的反对他们称之为苏联“霸权主义”的新成员。我的女儿卡罗尔也来了：她已决定要在澳大利亚开始她的职业生涯，而我也已说服她取道中国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庄重礼仪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药。在随行人员中还有另外两个人——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之一约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后者曾经是我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拥有关于中国的渊博知识和轶闻。道格拉斯命名我们为：“四人帮”。
驱车进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飞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迎接。当时正值旱季，天气热，到处都是尘上飞扬，静电干扰很重，因此人们告诫我不要带丝绸服装。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侧厅中举行了宴会，我是贵宾。一个中国管弦乐队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们喜爱的乐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绿袖子》。我已经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进方法，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有几样中国精美的食物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让海参和鱼肚从我旁边传过去了。中国人喝茅台酒——一种用谷物酿制的烈性酒——并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习惯。我很高兴看到在场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很欣赏这种做法。但这一习惯造成了不少危险的社会问题。然而，幸运的是，我推测对妇女来说只不过啄饮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这种致命的烈酒。
3天后我乘飞机飞往南方的苏州市，这是一个有许多公园与花园的美丽的历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艺术为特色的烹任闻名。离开北京的暑热和喧闹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万的人在绿树成荫的路上欢迎我。我看到妇女在刺绣毛泽东的丝绸画像，喂养鸭子并在取名恰当的“拙政园”中漫游。但是和平的和沉思的气氛是假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离开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所设的宴会时有几张陈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离开我们的向导片刻去看这些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对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员的谴责。有一群人正在盘问他——发出嘘声并向这个感到惊恐的男子吐唾沫。向导们迅速地催促我们离开了那里。
从苏州我飞去杭州，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暴乱和前一年发生全面战斗的地点。也许我被邀请到那里去是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彻底地恢复。在那里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静的，毛泽东在那里有一间乡村别墅。
我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我的第一个约定活动是参观一所大学。我知道有几名英国学生根据交流计划正在这所大学学习。我询问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个学生按时出现了。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