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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我曾于5月间在伦敦会见过他。尽管我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怀疑日益增长但我还是喜欢他并期待与他再次见面。我们在白宫讨论问题时，总统极想为他最近提出的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倡议进行说明和辩解。虽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细节并且是个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但是我没有被说服。由于我确信可靠的核威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知道核武器必须经过试验才能成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随声附和这项政策。
同样地，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我无法同意卡特总统或者说还包括赛勒斯·万斯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所偏爱的解决方针。美国人坚持认为罗得西亚的安全部队应予解散。但我知道这对白种人——他们仍然享有对“武装斗争”的军事优势——来说如果没有某种真正的和平保证是永远也不会接受的。美国人还玩弄着对南非实行制裁的主张，这在我看来是同样地判断失当，因为考虑到如果他们想要说服伊恩。史密斯实行妥协的话，他们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们这一边。
至少这一次我并不需要同大使馆的怀有敌意的情况介绍进行争辩，那样做将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新大使彼得·杰伊是卡拉汉的女婿。当这项任命宣布时曾经有人大声指责裙带关系。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并钦佩彼得·杰伊的。他对货币经济学的了解会使他成为影子内阁的一位受欢迎的吸收对象。虽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对英美商会发表讲话的引言部分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喜悦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议在前一年的工党年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该讲话中这位工党首相说：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减税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段没有特点而又稳妥的话正是由彼得·杰伊起草的。
事实上，我在美国期间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况是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之间的一次公开分歧。他们对关于格伦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勋爵的报告以及对什么是非工会会员不得雇用的“封闭式工厂”的灭确政策持有不同意见。记者团的成员们对于这一点的兴趣大于对我在华盛顿会谈结果的兴趣，因而我不得不发表两次声明以试图平息事态。但是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只有在我回国以后才能理顺。
与此同时，美国政策的方向和苏联野心的程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这越来越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两个集团之间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从铁托元帅在1948年同斯大林决裂以来，南斯拉夫就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镇压与大规模屠杀之后，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多少变得开明些，因为环境迫使他们指望西方提供财政支援和安全。这逐渐使南斯拉夫朝着某种假资本主义和准自由主义方向移动。如果铁托的每个行动不曾受到某种独特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奉承讨好，这类进展甚至还会更多。事实上，铁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像个幻想家。他说服了东方与西方这二者，或者甚至还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舆论，使它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国际大比赛中的一个重要参赛者。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作就是在铁托倡导下成立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贷款营造了一场消费繁荣，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种混乱的半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汇款所致；但相应来说，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对该政权的影响就可能更加严重。
铁托本人的健康象征着南斯拉夫的脆弱性并在支撑着脆弱的南斯拉夫。人们广泛地预料，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将发生混乱，那时苏联人是否会再次接管控制局面，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铁托在85岁高龄时还在控制着局面，但是身体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访问已有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铁托身体不好无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访问两度推延。
然而，在1977年12月初的一个严寒的日子里，在南斯拉夫总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位战友和老朋友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达了贝尔格莱德。我的第一项义务是攀登150级台阶上到阿瓦拉山顶向巨大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我没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们下山时我觉得寒冷彻骨。然而，总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热情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甚至一些共产主义报纸也是如此。
作为“铁娘子”，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苏联可能进行干预阴影下这一事实的人。看起来似乎矛盾，这一点正是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战结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决。关于这一点的一个例证是，设午宴招待过我的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基罗·格利戈罗夫现在是新近独立的、虽然是陷入战火的马基顿共和国的总统。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和我在贝尔格莱德铁托的家里拜访了他。他的个性很强，保持着某些对于他过去火焰似游击队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无疑丢弃了说明他战后统治地位的内在的坚强。我们讨论了关于苏联威胁的问题并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关于他身后之事这个隐隐呈现的问题没有包括在我们的会谈中。也许他早已断定，尽管有宪法规定的一切详尽的保证条款，这还确实将会是场大灾难。
在我启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尔弗雷德·谢尔曼曾要求我向铁托提出密络凡·德热拉斯案件问题，后者是铁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来一直批评国内事务。德热拉斯是最近获释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据我所知是继续受到骚扰的对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会消声匿迹回到监狱中去。我决定放一炮试探一下铁托的态度。我假装天真他说我对德热拉斯获释感到非常高兴。铁托对我怒目而视。
“是的，他已出来了。”总统说，“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继续扰乱我们的宪法，他就会径直走回监狱去。”
“哟，”我回答说，“像德热拉斯这样的人在监狱中将比在监狱外对你造成更多的伤害”。
菲茨罗伊·麦克利恩插话说，“她说得对，你是知道的。”
铁托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转而谈论其他事情之前暂停了一会儿。据我所知，德热拉斯呆在监狱外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斯洛沃丹·米洛塞维奇的统治下，他为了独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骚扰。
从1977年底直至1979年6月大选，通过阅读与讨论对外政策，我认为没有什么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断与分析。英国、欧洲与美国的舆论反对同苏联进一步妥协的态度不断强硬起来。苏联人自己在对付内部不同意见和对外冒险活动方面表现得越来越不谨慎。到这时非洲之角已经引起了苏联的野心：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和门格斯图上校已经开始同索马里进行一场长期战争。1978年4月苏联利用假情报获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总统宣布推迟生产中子弹，中子弹本来也许有助于实现欧洲的军事均势。次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里·奥洛夫被判入狱7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以监督赫尔辛基协议执行的情况。7月间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尔·萨兰斯基和亚厉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动反苏”分别被判人狱和到劳动营服役13年和8年之久。对于任何自由之友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由于处于在野的地位我几乎不可能做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一情况。
实际上，虽然我在当时并不明了，有3个事态发展正在展示出阻挡苏联推进的长远前景。第一个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事态是他们已经变得过于傲慢。极权主义者蔑视反对者是一种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苏联人相信，西方政治家们的失败表明西方国家的人民已屈从于失败。如果稍微讲求一下方式并多一点深谋远虑，苏联领导人本来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们的做法，尤其是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应并最后摧毁了苏联。
第二个事态发展是1978年9月一位波兰人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将会在东欧点燃一场从根本上震憾苏联帝国的革命。
最后是罗纳德·里根出来认真地竞选美国总统的职位。我在197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后不久曾见到过里根州长。甚至在那时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后对罗纳德·里根刚刚在军事研究院发表的卓越讲话赞不绝口。我亲自阅读了该讲话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说的意思。当我们见面对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随后的岁月中我阅读过他的讲话，这些讲话把减税视为创造财富之本，主张用加强防务取代缓和。我还阅读过他隔周一次向加利福尼亚州人民广播的许多讲话稿（他的新闻秘书定期寄给我）。这些讲话我全都同意。1978年11月在英国下议院我的的办公室内我们再次见了面。
在早期，许多美国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国选民，认为罗纳德·里根是个不能认真对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个地方听说过这一点）。现在他被许多富有思想的共和党人看作他们返回白宫的最佳入门券。罗纳德·里根无论取得什么经验，他都不是以牺牲他的信念为代价而这样做的。我发现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坚定了。当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在思考如果这样一个人是美国总统的话，情况将会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1978年11月这样的前景似乎还很渺茫。
第三节 中东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袭击以色列的那场打得很艰苦的赎罪日战争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东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的欧佩克（石油生产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强制实行的削减石油产量、石油价格的飞涨和针对与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产国的有选择的禁运，损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准依赖于无法预言的中东政治，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了。第二，虽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并把叙利亚军队赶到离大马士革25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比他们1967年那次打得好些，苏联人也威胁说要派军队去执行“维持和平”任务6第三，美国作出的反应是要在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从现在起，美国的外交活动成了寻求中东问题解决办法的首要外部力量。这些活动由基辛格博士开始并由卡特总统继续进行。
对于像叙利亚、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