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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7年3月认识了安托尼·墨拉。他邀请我到小意大利居民区。他开了个车站小餐馆，在玛迪森街道的115号。我们过去常常到那儿去，要么过街到一个叫荷里得酒吧店里。
墨拉把“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①介绍给我。此人像他一样，也是布拿诺家族的一名士卒。勒菲蒂也像墨拉一样，是个职业杀手。他有个社交俱乐部，在玛迪森街道的43号，离墨拉的车站餐馆不远。墨拉过去常常到那儿去。在俱乐部外的人行道上，他把我介绍给勒菲蒂。“多恩，这是勒菲蒂，我的朋友。勒菲蒂，这是多恩。”
① “勒菲蒂·甘斯”（“Lefty Guns”）：原意是“左撇子开枪的人”。
勒菲蒂五十一二岁光景，身高和我相仿——6英尺左右。生得瘦弱，略显驼背，窄脸膛，一双眼睛很锐利。
墨拉转身与别人谈话去了。勒菲蒂目光对着我，问道：“你是哪儿人？”
他说起话来有一股浓厚的烟味。我回答说：“加利弗尼亚。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和迈阿密之间度过的。我现在住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上。”
“你认识托尼有多久？”
“好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我主要在布鲁克林的十五大道上，和一个叫吉里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认识吉里，”勒菲蒂说。
在认识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受过邀请到勒菲蒂的俱乐部。我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他们的允许是不能进去的。自从认识以后，我几乎天天到勒菲蒂俱乐部去和墨拉相会，因此对勒菲蒂逐步有了了解。
这时候，我的时间分两方面度过：一方面和小意大利居民区的布拿诺家族的墨拉、勒菲蒂以及其他成员来往，另一方面又同布鲁克林的科隆坡家族的吉里一伙人周旋。由于我没有正式属于哪一伙的人，因此，即使没有谁怂恿，我也可以在两个家族之间自由走动。可是，由于你在每一件细节问题上都面临严峻的局面，你还得有许多事要处理。
我还要抽第三部分时间花在“太阳苹果”这个计划上。“太阳苹果”计划中的“太阳”那一部分进展不如“苹果”方面顺利。特工乔·弗茨杰拉德已经着手工作，和我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寓所以及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基本相同。弗茨在迈阿密一带的街道工作中干得很不错，监视了许多在逃的案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行动计划并没有取得如期的进展。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从纽约逃出的歹徒，小恶棍，以及信用卡诈骗犯一类的人，没有接触实际性的党徒。
既然我得到了科隆坡和布拿诺这两个家族的人员的信任，我们认为我或许能促进迈阿密方面的一些联络。因此，我不时地到那儿去，和弗茨一道四处溜达，让人们知道：我和布鲁克林及“玛迪森街道”有联系。
我和弗茨一道出入有双重任务；第一，如有可能帮助弗茨找个纽约方面的联络党徒，向这个党徒表明他可以信任；第二，建立我自己的联络信任感。我将告诉纽约方面的那伙人，我到迈阿密来要采取一些行动。我还在适当的场合露面，让人们看到我在那一带出没。消息总是有消息的作用，你只管相应地等待。
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叫萨米的娱乐场所，那里有许多党徒来来往往。我们待在酒吧里。弗茨和他右边的几个女人在谈话，我坐在他的左边，在酒吧的L室里。在L室的拐角处有三个伙伴一起在闲聊，其中有一个已经喝醉。我认识那家伙，是纽约来的不三不四的党徒。
那个醉鬼对我在大喊大叫：“嘿嘿，你！嘿嘿，你！我认识你呀。”
我没有理他，他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嘿嘿，我和你说话啦！”他叫着。“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跟你一起啦？”
“我和他一起，”我指着弗茨。
那家伙不仅喝醉了酒，还说些不该在那一伙党徒中说的话，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我招呼和他在一起的两个家伙：“你们的朋友醉话连篇，他已经失控了。我建议你们让他冷静下来。”
那两个家伙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我把酒吧招待员叫了过来，对他说：“我想请你知道这个伙计喝醉了酒，他在乱说一气，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作个见证。”
那个醉鬼还在不停地说话：“我知道你从纽约来的。别背着我呀。和谁一起呀？”
我靠到了弗茨身上，说：“那家伙又抓我了。我想得教训他一顿。”
“没问题，”弗茨说。他站在那里，6英尺5的个子。“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我来对付另外两个。”
醉鬼抓住了我的肩膀：“嘿，我和你说话呀！”
“准备好了，弗茨。”我说。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顿，他歪歪倒倒，从椅子旁边栽倒下去。与此同时，弗茨揍了第二个，接着揍了第三个。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下。
在场的人都转身走了，因为党徒与党徒之间，谁也不想管别人的事。
我对酒吧招待员说：“你看到、听到了，对吧？”
“对，对，”他说。
“因此，如果有人来问这儿的事，就说这个家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么与我以及我在纽约的朋友联络。”
后来获悉，那个醉鬼是卢克彻斯家族的成员。消息果真传到了纽约。事情也就平息下去。这件事有助于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迈阿密地带闲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党徒联络的地点。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馆、董事俱乐部、托尼·罗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劳得戴尔酒店。
但是我们并没有套到大头目，和他们谈话。我一连几个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诺家族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坐在酒吧里。弗茨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们作了介绍：“这是纽约来的多恩。”他们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里，和几个蹩脚的党徒及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闲聊。
这时候，有个家伙从盥洗室那边出来，往我这儿走，手里拿着一只开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说道：“这儿，多恩。吸一口吧。”
我击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飞了，弄得可卡因撒满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举了起来。我说：“我不吸那玩艺，你没必要送给我，再也别送给我了，永远别送。我靠那家伙赚钱，但是我从来不吸。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可是你看你，你这是干什么，”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记下这次教训，”我说，“你要他妈的昏头昏脑，那是你的事。别拿到我这儿来现眼。”
我这么做并不要表明我是个强硬的党徒。但是像吸毒这一类的事，你在这一伙人当中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许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个常客，或者说一声“待一会儿吧”，这就给人有了以为你是个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就说明你处在为难的境地。你是想叫别人继续向你提供。如果你说：“现在不吸”，接着仍然拒绝、拒绝再拖延，别人就会感到不解。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开始就采取果断的态度，我不吸，永远不吸，这就完了，谁也不会再来找你。
有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党徒一伙人个个都是大酒鬼、大恶棍。一部分人是这样——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吸毒，他们比年长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许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说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杀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苏打的饮料。
作为一名隐蔽特工，尽管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你还得遵循现实世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你怎么样树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信誉，以及你的人品。我认识一两个从事隐蔽工作的伙计，他们的确吸毒，只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坚强的党徒。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你做人的标准和个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协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为。你看上去像个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为我是在干隐蔽工作，我也没有学着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说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有一天我完全要为我们参与的这些案件出庭作证。我不能撒谎。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个性的事来损害我的信誉，以致冒着丧失信心的危险。
当时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些，那个家伙递可卡因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当即作出了反映，因为我干隐蔽工作以前，我在头脑里就已经有了界线，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来我参与到贩毒活动中，谁也没有为我个人输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对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说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没有回告他们要找我所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他们曾经要找我，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干一桩很大的买卖，要我参加。
他们在佛罗里达有联系。桂多对我说，他在佛罗里达干了9年的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带，他在那里的联络已发展到警察部门和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维尼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斯塔藤岛上有个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积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运到佛罗里达走私。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消息：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们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现金。行动只要4个人。他们和我没能联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兰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纽约时，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的抢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场劫难。
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消息提供者说，一位年长的夫人在保险柜里存放了现金和钻石。桂多在迈阿密为干此事买了撬保险柜的工具。他们来到了这幢房子，亮出了侦探徽章，对那位夫人说，他们正在从事侦探工作，需要进屋。进去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保险柜，也没有25万现金。
他们发现天花上有子弹穿孔洞，银行存折上表明：头一天从保险柜取出了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剩下的现金不多。在他们除去了飞机票、抢劫工具及其他费用以后，出门时只有600美元。
原来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后来那位消息提供者补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经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他答应把大部分钱给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遗孀不喜欢他的侄子，不想把钱给他。侄子来取钱，企图威胁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枪，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可是，她没有交出钱。第二天，她把钱存放在保险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盗的头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桂多对我说。“我决不会去干那种事。”
吉里从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