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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20年由苏黑巴托尔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运动，首要任务就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仕。西元1921年3月成立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俄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俄红军开入库伦城，考虑到外蒙当时的特殊情况，坚定的“苏维埃分子”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俄势力庇护，同意苏俄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
西元1922年俄蒙签定一份协约，苏俄率先承认外蒙“独立”。西元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俄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俄驻军，制定仿效苏俄“宪法”，以西元1898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出面干涉，大汉帝国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的非法独立，遭到大汉帝国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抗议和反感，鉴于此，苏联政府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汉苏协定》承认外蒙是大汉帝国的一部分。西元1925年，李飞耘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曾要求大汉帝国承认外蒙的独立，李飞耘回电严词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祖国。西元1927年，苏俄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
在局势动荡中蒙古统一人士要求大汉帝国政府出兵外蒙，汉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搞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但是大汉帝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帝国中央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使帝国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叛乱分子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
西元1933年9月一直到西元1934年4月，这整整半年多时间里，除开方云外，副总理兼民政部部长朴志玄是最忙的，他要负责把华北，华东的人口向西部迁移，工厂物资往帝国中西部搬置等等，为此，方云批准成立了一个帝国移民物资安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以便工作更快更顺利地进行。在华东、华北和东南沿海，大汉帝国秘密修建了机场和雷达站，进一步完善国防预警体系。
罗布泊在若羌县境东北部，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因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古“丝绸之路”要冲而著称于世。罗布泊曾经是塔里木盆地的积水中心，古代发源于天山、昆仑山和阿尔金山的流域，源源注入罗布洼地形成湖泊。汉代，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它的丰盈，使人猜测它“潜行地下，南也积石为中国河也”。
这种误认罗布泊为黄河上源的观点，由先秦至清末，流传了2000多年。到公元四世纪，曾经是“水大波深必”的罗布泊西之楼兰王国，到了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拮据境地。清代末叶，罗布泊水涨时，仅有“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成了区区一小湖。西元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东流，经注罗布泊，使得湖的面积又开始增大达1700多平方公里。注入罗布泊的水，主要有：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和米兰河等，同时也部分的受到祁连山冰川融化的雪水的补给，融化的雪水从东南通过勒河流入湖中。
西元1933年8月，帝国地质资源部部长李华光的考察搜索队带着秘密指令进驻到这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古国遗址，当时的情景令人震惊：除开水源外，四处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当地的土著罗布人生活几乎是处在原始社会，土匪和盗墓者横行。尤其在罗布泊北面的楼兰古城一带，几乎是成了盗墓者的天堂：在渺无人烟的楼兰古迹，考察队看到最多的就是盗墓者丢弃的锄头。
西元1933年10月，谢峰将军的工程兵部队开始在罗布泊以北200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设名为龙腾的大型军事基地，同时把包括罗布泊在内的近8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军事禁区，命名为“第17区”，级别列为最高。此后，在大汉帝国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和政治犯中的精壮人员与工程建设兵团、农垦军团陆续被派到了第17区，近30万人不分日夜地进行大规模的基地建设。
针对日本帝国在其国内为战争做准备的计划，方云指示情报部门要想方设法打乱日本人的战争准备计划，不能让他们依照计划在他们想开战的日子开战，不能让他们轻轻松松地备战。不光在帝国内部，还要在海外打击他们。
国家安全局开始行动了。
对于日本商人在帝国内开设的工厂、商店，大汉帝国国家安全局统统予以查封没收，并且驱逐了日本在上海的大使，在帝国范围内驱逐日本人。所有的商店不得销售日本的产品，禁止帝国任何人与日本人有所接触，一旦发现，即关进集中营，以叛国罪论处。在国际上，以瑞华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帝国的商界力量和日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抢购物资，尤其是石油、铁砂矿等战争资源物资等等。所有这些极端的措施都让大汉帝国人感到新奇、兴奋，感到自己终于是有了一个强力的领袖了。
这一切，让日本感到措手不及，在国际上又丢了脸面。国内要求惩戒大汉帝国的呼声高涨起来。也让日本大本营颇为为难，按照正常的备战时间，日本最少还需要3年时间，才有能力一举灭掉大汉帝国，如果现在匆忙开战的话，日本国内的经济将受到重大的挫折，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西元1934年4月11日，迫于压力日本海军陆战队离开上海租界。
日本帝国内阁的这一软弱性行动，彻底激怒了好战的日本军部，遂爆发了军事政变。一个强硬的军事内阁上台替代了文职内阁，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东条英机出任首相。
大汉帝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战争气氛骤然升温。
第四卷 第三章
西元1867年，一群武士在日本各势力战乱中获胜，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革新派统一天下的局面。他们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对封建社会制度进行改造。有鉴于近邻大汉帝国的教训，“富国强兵”这一政策对日本影响最大。身处岛国，海洋、火山的灾害不断，资源又缺乏，这些先天的条件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使得日本人练就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
在对法、英、德等国进行考察后，日本仿照欧美建立了类似的兵役和军事体制。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的军工从引进、吸收到自行研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接近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同时，各类的军事教育机构，如水雷学校、通讯学校、炮兵学校等等也纷纷建立，为将来的军事水平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得到优先发展的日本海军，在日本军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好学勤奋的日本人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二十年后，进入了军事大国行列。有此政策，军队在日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就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军方可以直接左右日本的内外政策，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中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
社会党革命军坚决不同意放下武器接受整编，这让方云感到有点厌烦。他在国家国民委员会上做报告时说：“当我们的国家在经历灾害和战争带来的痛苦时，我们不忘记伸出友谊之手，派遣和平的使者。可是，我们得到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说要和平是假的，说要联合抗日也是假的，那么我们帝国的军队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消灭他们。”
方云在国会的演讲引起了巨大反响，原先同情和支持社会党革命军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出来大骂社会党革命军不顾大局了，分明就是想抢班夺权。是民贼，是独夫！一时之间舆论滔滔。
这下，华泽民坐不住了，失去了舆论民心，社会党运动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他立即在延安发表通电说：“复兴党政府还扣押我党高级人员，这种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如何进行？”洋洋洒洒写了近万字的文章。
仔细拜读了社会党主席华泽民的通电后，方云大笔一挥，吩咐道：“放人！这下我看你怎么办？”于是社会党赴西安代表团被释放，帝国政府还派了飞机直接把社会党代表团送回陕北延安。
这下，社会党所提的条件方云全部答应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社会党革命军只好同意接受整编。在整编方式上革命军又提出异议，说是要把自己所有部队变成一个军。这让前去谈判的金必胜陆军中将非常恼怒，他硬邦邦地说：“原帝国中央军都全部被打散了充实到二线部队进行培训、整编，你们革命军凭什么例外？”
随即谈判不欢而散。跟随谈判的帝国媒体记者如实报道了这一切，全国民众弄得又是舆论大哗，对社会党革命军的谴责声不断。
在和革命军谈判收编的同时，山东、山西、绥远的地方部队收编、整训也是非常顺利的，除了有点麻烦的北京和广东。北京的地方强权军阀第二十九军（甲级）军长兼晋察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和李飞耘有很深的矛盾，而且他在北京有十万军队，一直和东北的日本人较劲。在和日本人长年的对峙中，宋哲深刻地感到了大汉帝国军备的孱弱，面对占领了帝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常常是有心无力。
李飞耘夫妇坠机身亡、何英清阴谋叛国等大事件过后，帝国的军政大权忽然全部落到了新近崛起的西南土军阀方云的手里，这让宋哲颇为踌躇。从眼前的表现来看，方云是一个坚定的反日分子，可是他对东北军张良将军的处理，又让宋哲有点心寒。对宋哲来说，张良对他是有恩的，没有张良当初的慧眼，也就没有他宋哲的今天。为此，方云让帝国常务副总理兼教育宣传部部长王文宾，前去山东乐陵，探访在老家休养的宋哲将军。
而广东的国民政府，在失去中央政府亲日派的遗老遗少的支持后，已经是日渐衰落。复兴党对广东国民政府的渗透是成功的，广东国民政府中大多数官员都已经倒向了方云，唯有孙科颇不甘心，最后，在方云的再三邀请下和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推举下，孙科只有怏怏不乐地进了帝国国民委员会，就任副委员长，而广东的国民政府也随之解散了。
西元1934年6月18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方云在帝都南京宣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大批人，包括“西安事变”的张良和杨诚两位将军。这一举措深深地收买了原东北军系和原西北军系官兵的心，随即宋哲将军在北京宣布，接受帝国国防部对他的军队进行整编。最后，在陕北的社会党革命军也不得不接受了方云�